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为了自身的生存，在外有苏联的压力，内存国民党和日伪威胁的情况下，中共的自主性受到很大限制，实难断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造。因此，陈寅恪虽然相信中共能够在未来主政中国（详后），但不相信以不根据中国国情进行改造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共能够采取有利于中国发展的举措。故当得知傅斯年等1944年秋有访问延安以统战中共的西北之行后，陈寅恪马上致信傅氏，说：“此行虽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视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游耳。”[22]按：信中的“郦生”乃西汉的郦食其，善游说。此处的“陆贾之功”与“郦生之能”比喻古代朝廷使者劝说地方势力归附中央的功绩和才能[23]。由此可见，陈寅恪认为中共不会接受统战。
　　尤其，陈寅恪根本不相信中共的文化政策。随着苏俄占据东北后对中共的影响越来越大，陈寅恪与当时其他学人一样，由于对苏俄南侵的“恐惧”，而对中共越来越不敢信任。因此，陈寅恪曾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24]最令人担心的是，根据历史经验，中共“俄化”以后或可能阻碍中国文化的正常发展。陈寅恪在1946年回国途中作《北朝》一诗，表达了他的以上担心。诗云：“羊酪莼羮事已陈，长江天堑局翻新。金瓯再缺河南地，玉貌争夸塞外春。虎旅汉营旗帜改，鹍弦胡语怨恩频。惟余数卷珈蓝记，泪渍千秋纸上尘。”[25]据胡文辉解释，该诗第五、六两句指苏联占领东北，劫掠机器财物，阻扰国民政府接收，协助中共进驻。最后两句则借感慨历史上的北朝旧事而忧虑北方人文亦如历史上洛阳伽蓝之毁弃[26]。正因为如此，1948年底，清华园被解放前夕，陈寅恪表示，他虽然双目失明，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即刻离开。当浦江清告诉他，“都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他认为这只是幻想[27] 。1949年端午，陈寅恪与其学生罗香林谈到，罗孟苇因撰作《诗乐论》一书，就“非走不可”；罗香林则因撰作《国父家世源流考》，“还能不早为之计吗” ？[28]而他在谈到胡适“南下”时则说：“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29]由此可见，陈寅恪飞离北平的主要原因是不相信中共，尤其不相信中共的文化政策。
　　陈寅恪随胡适乘专机到达南京之后，未作任何停留，第二天即乘火车前往上海。在上海呆了近一个月，才于1949年1月16日乘船南下广州，任教岭南大学。实际上，此在上海的一个月，应是陈寅恪决定去取的关键时期。其飞离北平而至南京，除了前述不相信中共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国共两党“划江而治”存有幻想（详后）。1948年底1949年初，淮海战役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陈寅恪的幻想也随之破灭。因此，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最终致函陈序经，决定应聘岭南大学[30]。陈寅恪的这一决定乃是他长期以来对国民党诸多不满的总表态，在政治上象征着他对国民党的完全失望。
　　首先，陈寅恪不满国民党破坏自己所秉持的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本来，在国民党“党化政治”的压力下，陈寅恪始终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信仰。据《吴宓日记》1927年6月29日条载，陈寅恪不仅同意吴宓相约不入（国民）党之议，而且同意“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31]。因为在他看来，国民党所信奉的“三民主义”是“俗谛”，必然会影响学术研究，应予以解脱[32]。遗憾的是，国民党却时有破坏其所秉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举动，陈寅恪认为应予抵制。1940年初，蔡元培在香港逝世，中央研究院召开评议会，选举继任院长。蒋介石幕僚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参选，且蒋介石还专门为此事下条子，举顾孟余。对此，陈寅恪虽然知道抗议于事无补，但还是坚持其所秉之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先是矢言重庆之行，只为投胡适一票；后又在翁文灏、任鸿隽举办的餐会上发言，大肆发挥其Academic Freedom说，及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如学院外之外国会员等，其意仍在胡适。私下里，陈寅恪也说：“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表现出学者的应有气度[33]。后来，蒋介石以唐太宗李世民自比，托人以重金请陈寅恪写一部唐太宗传。陈寅恪本来在前次到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时，作为评议员曾接收蒋介石的宴请，于座中初见蒋氏，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有“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诗句以志之[34]。再加上他始终坚持其所秉持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故他当时虽患病，且生活艰苦，经济上十分需要支助，但仍毅然拒绝蒋氏的请求[35]。1943年春，朱家骅等人在国民党中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活动，以颂蒋氏抗战之功。对此，陈寅恪不仅写下了“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粗蛎总伤贫”的诗句予以讽刺[36]，而且对顾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而为九鼎作铭“惊怪不止”，认为有失学者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37]。
　　其次，陈寅恪不满国民党滥用特权，不顾民生疾苦，不顾国家安危的行径。1941年12月初，香港沦陷在即，陈寅恪似未成功列入搬运名单中，后来派去的飞机只运走孔祥熙家的机师、箱笼及宠物，所以当时在港“要人”皆未接出。陈寅恪对国民党这种滥用特权之事十分不满，遂有《挽张荫麟二首（良丰山居时作）》诗之作。诗云：“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闻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倂一吁。”[38]其中，“九儒列等真邻丐”尤表愤激之情[39]。颇具诡论意味的是，陈寅恪虽对蒋介石观感不佳，但在自己身处危难之际，他却不得已向蒋氏请求特别援助。1945年初，陈寅恪仅剩的左眼手术后，一方面面临左眼亦瞎的危险，另一方面又面临经济的绝境。为了保全目力以便工作，在部聘教授之米及生活补助费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下，陈寅恪不得已而请朱家骅、傅斯年与俞大维等出面，呈蒋介石申请特别补助[40]。但是，陈寅恪呈蒋介石申请特别补助并非盲目行事，而是有例可援：1941年，蒋介石就有赙蔡松坡夫人之丧事。又梁思永病重时，傅斯年也请朱家骅商于陈布雷，请蒋介石赠款二三万元予以援助[41]。惜后来陈寅恪的特别补助申请似无功而返，他的左眼视力在营养缺乏的情况下全瞎。这无疑使陈寅恪感到国民党蒋介石不顾民生疾苦，因而对其负面看法加剧。再者，由于国民党的浅识，国土沦丧，国家安危受到威胁，这也使陈寅恪对国民党产生强烈不满。抗战结束之际，宋子文与苏俄订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遵从罗斯福总统雅尔塔密约，以中国东北实际割让与苏俄。结果日去俄来，往复循环，东北终非我有。陈寅恪感伤之余，而作《玄菟》诗以志之。诗云：“前朝玄菟阵云深，兴废循环梦可寻。秦月至今长夜照，汉关从此又秋阴。当年覆辙当年恨，一寸残山一寸金。留得宣和头白老，锦江衰病独哀吟。”[42]又在雅尔塔密约中，美国只是同意外蒙现状，而国民党政府却于1945年8月14日同意战后外蒙由选民自决是否独立。毋庸置疑，这是同意外蒙独立，还要加上形式选举的合法性。于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被苏俄控制的外蒙就这样汉旌永拔了[43]。因此，陈寅恪有《乙酉七七日听人说水浒新传适有客述近事感赋》诗：“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44]以志丧失国土之痛。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