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南下岭表的文化隐喻之二是尊崇气节，贬斥势利。《赠蒋秉南序》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一流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65]据陈寅恪言，这段话的时代背景是：“唐宋以来，藩镇多养义子，五代此风更盛。为人义子者皆贪富贵而弃自己父母。”为了匡正时代风气，欧阳修“尚气节，深鄙此事”，“濮议”挺身力争，不苟同众议[66]。在这里，陈寅恪的意思非常清楚，就是想追踪欧阳修，为匡正世风，尊崇气节，贬斥势利。事实上，陈寅恪一生，尤其是晚年即是按此行事。其“尊崇气节”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己身体力行。1953年底，科学院派汪篯南下，请陈寅恪北上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陈寅恪为“尊崇气节”，开出任职的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以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67]并赋诗《答北客》一首以志之。诗云：“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蘋花即自由。”[68]据余英时先生解释，该诗，尤其是末句的意思是说他不就所长的职位便可以保持它的自由[69]。由此可见其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意志之坚。二是在《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两书中称颂陈端生及柳如是两位女性尊崇气节的行为。关于此点，学界多有论列，此不赘。
至于“贬斥势利”则是陈寅恪晚年生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陈寅恪看来，“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70]。因此，为匡正一代世风，陈寅恪对他认为是“不肖者巧者”的所谓知识分子予以痛斥。北京解放后不久，许多知识分子掀起了一股学习马列主义的高潮。对此，陈寅恪极不以为然。据周一良回忆，其时范文澜嘱咐他写信给陈寅恪，代他致意。陈寅恪没有马上回应。后来，陈寅恪寄到几首诗，嘱他转呈邓之诚，中有《文章》一诗，云：“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71]邓之诚看后说：“这是陈先生的谤诗啊。”[72]据陆键东解释，邓之诚所谓“谤诗”意指这首七绝实是讽刺50年代初的人，写文章喜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理论。按：在该诗中，陈寅恪用“有成规”比喻为作八股文章统制了思想，并认为当年写八股文的办法如今又入时了，以前作八股文的老学究又高兴了[73]。1952年初，随着思想改造运动的兴起，许多知识分子纷纷表示接受共产党的改造，检讨自身的历史，向党交心。陈寅恪又写了《男旦》一诗，极尽挖苦之能事。诗云：“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74]后来，汪篯劝他北上时，他硬是因学习马列主义事与其学生汪篯等“划清”了界限。他说：“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75]不仅如此，据汪篯报告，“连续两天，陈寅恪怒骂那些与他相熟、并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比喻为‘自投罗网’”。因此，汪篯评论说：“陈寅恪动了气，恣意评点人物，怒说前因后果，极其痛快淋漓。”[76]应该说，如此“动气”在修养如陈寅恪者是极少有的现象。由此可见陈寅恪“贬斥势利”之慨之深。
　　需要追问的是，是什么精神支撑着陈寅恪为中国文化托命，以致冒死“尊崇气节”“贬斥势利”？对此，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的原因来进行考察：其一，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言，陈寅恪平生所实践的文化追求，得力于其祖父和父亲的言传身教[77]。而其祖父的儒学修养似与曾国藩的鞭策有关。儒学素讲教化，强调由“内圣”向“外王”的成“仁”之道，从而达到转移世风的效果。其入手处当以曾国藩所谓“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78]一语最能凸显，并且曾国藩就用此语勉励陈宝箴致力转移江西一省风气。1863年冬，陈宝箴以举人谒见曾国藩，曾国藩对他说：“江西人素尚节义，今顾颓丧至此，陈子鹤不得辞其责。转移风气将在公等，其勉图之。”这里曾国藩所说的陈子鹤，乃新城陈孚恩，依附肃顺一党，官至尚书。因“日营求入阁”，故使江西世风颓废。但陈宝箴“以资浅位卑，愕然莫知所对”。曾国藩则勉励道：“人亦贵自立耳。转移之任，不必达而在上也，但汝数君子若罗惺四、许仙屏者，沉潜卫道，各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一人唱之，百人和之，则风气转移矣。”其后，陈宝箴不仅对江西人传述其言，而且自己“谨佩不忘”[79]。
　　从后来的事功看，陈宝箴父子确实遵照曾国藩的教诲，一方面致力于匡正时代风气，另一方面身体力行，秉持气节。就前者而言，陈宝箴父子始终注意转移时代风气。1880年4月，陈宝箴被授河北道（属河南省）。在任三年，他不仅加强吏治、巩固堤防，而且注意培养人才。尤其在培养人才方面，他曾对儿子陈三立说：“天下乏才旧矣，由士不知学始。河北人士质直负节概，易有立，变学以造才，其可缓？”正因为如此，他创办了河北“致用精舍”。结果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校士子学有所成，“河北风趋为一变”[80]。1895年7月，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在任不到三年，“饬吏治，辟利源，开民智，敕军政，公官权。一切新政，裒然并举”，结果“风气所激厉，有志意者，莫不慨慷奋发，迭起相应和，于是湖南士习为之丕变。当时谈新政者，辄以湘味首倡，治称天下最”[81]。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