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选择是由代表述体的叙述者通过话语的形式来 完成的。诚如罗兰•巴尔特所指出的，不存在没 有语言介入的事实。③不过，巴尔特同时还指 出：“一旦语言介入(实际总是如此)，事实只 能同语反复地加以定义⋯⋯历史话语大概是针对 着实际上永远不可能达到的自身‘之外’的所
①[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刘建基泽．北京：北京置联书店，2005年，第204—205页。
②散术在《其荣也至极其辱也难堪》一文中写刘大杰的。荣”与“辱”堪为述体受外部主流话语体系所限制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他 转引吴中杰先生的话说：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几次修订．“让他‘西子蒙不洁’。”散木还引用他人的回忆说：“刘大杰 用‘儒法斗争’来诠释一部中陶文学史，当时曾有人劝他：你这样做．身后怎么过得去?刘同答说：我不这么做，现在就过不去， 相逼甚急。”见散木：《其荣也至极其辱也难堪——刘大杰与(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读书报•文化周刊》2009一03一04。
③[法]罗兰•巴尔特：<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李幼蒸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93贞。
指物的惟一的一种话语。”①换言之，历史话语是一种具有虚构性的话语。这种虚构性既体现了 述体和述体所处时空的价值取向，也体现了两种 取向之间所确立的微妙关系或规约。从话语的角 度来看，这主要是通过语言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折 射出来的。例如，文学史家在撰写文学史时虽然 常常通过使用第三人称叙述等方法来“故意省 略对作品创作者的任何直接暗示”，以给人客观 的“历史的贞洁”感或“指示性幻觉”。②但 是，述体叙说文学事件时所使用的代表个人或社 会集体行为的“指称”或术语、对文学史中 “存在项”和“发生项”③的选择与结构化的安 排、对蕴含与事实相互渗透的价值观的表达等。 却仍能明晰地凸现出述体对叙事时空伦理关系的 认识和对与其相关规约的选择与价值取向。
仍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例。作 为《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述体，王瑶既是一个 个人述体。也是一个社会述体。他在书中所表达的不只是他个人的文学史观和价值取向，而更多的是他所处的主流社会的文学史观和价值取向。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社会语言状态是，主流话 语体系由“阶级”、“革命”、“斗争”等词语构 成。文学和史学界对文学和史学的相关指称均蕴
含着主流话语的价值观。一定程度上，文学史家 们运用这一代表社会集体行为的主流话语体系叙 说中国新文学历史“事实”，不仅模糊或混淆了 这些历史“事实”与历史“实在”之间的界线， 还让我们无法看清中国新文学历史概念的一些主 要特征、发展脉络。
在当时的语境下，王瑶撰写《中国新文学 史稿》时几乎完全接受并采用了当时的话语体 系和思维方式。具体体现之一就是他在《中国 新文学史稿》中采用主流社会所倡导的富有政 治色彩的“因果叙事”的方法。来说明中国新 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在叙事策略上。他为说明中 国新文学是在五四运动中产生的，是“中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④在《中围新文学 史稿》安排了这样一个叙事路线：在正文开篇 首先提及1915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原 名《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一 文和1919年12月的《新青年宣言》一文；尔
后又有组织地穿插、引用鲁迅、胡适、钱玄同等
人不是在同一时间里发表的文章和来往的书信 等，将这些权威史料融入自己的叙述之中，并在 叙述中插入自己观点，反复说明新文学的起点不 是在1915年；最后又有意识地回到他一再论述 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命题，并且断言 “五四”运动到来之前，中国文学界发生的变化 只是对旧文学的革命，而非革命的文学，即不属 于中国新文学，不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有力的一翼。”⑤他的这种把活生生的历史时刻 简化为“政治化的评价视点与研究范式”⑥的论 证方法，再次反映了他所“遵从”的政治伦理。
王瑶在书中运用的一种类似拉康所说的 “表意锁链的断裂”的叙事策略也折射出他的 “遵从伦理”的学术立场。例如，他在评介李季 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时，凸现新文学 “主题”方面的评价多为引用他人的观点(如延 安《解放日报》和周而复的评价等)。而在品评 其文学性时则用自己的观点。⑦不过，他似乎不 敢在这种品评中“逗留”过久，而是很快又回 到所谓的“主题”上来。文字叙述出现羁绊， 段落与段落之间或篇章与篇章之间好像有一道道 沟壑、丘陵，叙述中的意义和旨趣也给人一种 “支离破碎”、形式独特而互不相关的感觉。这 种品评给他的叙述增添了一些文学的色彩，但由 于遵从“主题”统领的规约终究使他的《中国 新文学史稿》没能摆脱，或者说无法摆脱他所 处的时代，从而成为一种时代的产物。(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