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话语意义空间的创造上。王瑶实体的身体和外 部现实以及与以话语形式表现的《中国新文学 史稿》叙事结构两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另外， 这一情况同时也说明了在王瑶《中国新文学史 稿》中的述体时空与文学历史时空的融合，即 他用的是一种如梅洛一庞蒂所说的“我们处于 其中”④的现在体态来构建由述体和意义空间共 同生产出来的话语。
具体地说，1951年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叙事结构从篇章分布上来看是由以下三大部分组 成的：“初版自序”、“目次”以及由“绪论”、

 

 
“伟大的开始及发展”和“左联十年”两编构成
的正文；1982年重印版则扩展为五大部分：增 加了“编辑例言”和“重版代序”两部分。在 这一重印版中，   “编辑例言”放在全书篇章之 首。毋须讳言，这个以出版社名义刊印的“编 辑例言”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现实心声——表达 了出版该书的缘由、观点、目的、内容、政治立
场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定义等。王瑶在两个版 次的“自序”中也有意无意地说明了自己的处 境。他身体所处的外部现实有如此要求，也就难 怪王瑶为何把中国新文学的起点放在1919年 “五四”运动这一时间点上并把这一时间点称为 “伟大的开始”，而且还在“绪论”和正文的第 一编第一章、第二编第六章中不断地“呼应” 和“发挥”教育部的规定。至于他为何在重版 时又增加了一个刻意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的肇始、 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 以及现代文学在斗争中发展的“重版代序”，就 更不难理解了。在这里，由三重述体与外部现实 的关联和互动构成的这一时空范式，规定了
《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叙事结构。 另外。由于三重述体与外部现实的关联和互
动原因，文学史文本中的时空也不是单一的，而 是双重的。它既有文学历史本身的时空，又有表 达述体的或文学史家安排的时空，二者以“非 等时空”的方式并存。文学史家在文本中使用
的术语、意象、象征以及遣词造句等也共同构成 了一种意义时空，如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
中使用的“投枪”、“匕首”、“叛徒与隐士”、
“在白色恐怖下”等术语和意象，共同营造了一 种肃穆险峻的时空氛围，与他为全书定下的革命 的基调相契合。

三、文学史叙事的述体时空伦理

雷蒙•威廉斯在界定“历史”这一词条时 追根溯源，总结出该词条所含有的几个基本意 思：早期这个词具有询问的意涵，后来引申为询 问的结果，最后则带有知识的记载、记录的含 义。从15世纪以来，这个词指向一个对过去的 真实事件的记录，和“关于过去的有系统的知 识”。18世纪初期，这个词又有一个新意涵，即 过去的事件不被视为“特殊的历史”。而被视为 是持续、相关的过程。这种对持续、相关过程做
各种不同的系统化解释就成为新的、广义的历史
含义。①也就是说，从18世纪以来，历史叙事 实际上有两层基本含义：其一，历史叙事将不再 是孤立地叙说一个或若干个历史事件，而是叙述 一些具有过程的相互关联的事件；其二，历史叙 事是一种解释性叙事。
文学史叙事也不例外．也是非孤立的、具有
过程的和解释性的叙事。正是这种“非孤立”、 “过程性”以及“解释性”的特点揭示了述体的 感受能力和思维逻辑与文学史“四本”内在逻 辑之间的关系，以及代表述体的叙事者进行的叙 述与历史本身的关系。这些关系及由此而确立的 相关规约，共同构成了文学史叙事的述体时空与 文学史文本时空之间的伦理关系。
文学史叙事三重述体的性质决定了文学史叙 事时空的伦理关系及其规约。具体地说，文学史 叙事时空的伦理有三层关系：一是述体与外部现 实之间的关系；二是述体与历史本身之间的关 系；三是述体与文学史文本之间的关系。在很大 程度上。其三者之间关系的规约是，述体与外部 现实的关系决定了述体与历史本身和述体与文学 史文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某一特殊时空 里，述体会因为受到主流意识形态或明或暗的压 迫而做出完全的或部分地趋附主流意识形态的选 择。这不仅体现在述体的价值取向受外部现实主 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也体现在述体所采用的话语 形式被其所处的外部现实主流话语形式所限 制。②当然，这种制约和限制是在一定程度上 的，也并非是绝对的。除非在非常特殊的历史境 遇下。述体会自觉地、有意识向主流意识形态靠 拢，而在更多的情况下，述体对此会有所选择 的：有的述体可能会把主流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 伦理选择标准；也有的有意回避主流意识形态而 把“文学性”作为自己的伦理选择标准；还有
的会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折中点。 述体对文学史叙事时空的伦理关系及其规约(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