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以上只是说明了文学史叙事中文本时 空归类的范畴问题，而文学史叙事时空述体与文
本之间的时空关系还没有涉及到。詹明信在
《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 书中提出：“我们的心理经验及文化语言都已经 让空间的范畴、而非时间的范畴支配着。”⑦这 句话有些晦涩，按照其他研究者的解释，詹明信 的意思是时间已经变为永恒的当下而成为空间 了。我们同过去的关系也是空间的。⑧他的这一 观点无疑道出了当下与过去之间的关系，从逻辑 上讲是正确的。其实，作为述体的文学史家与其 所处理的材料和对此材料所做出的解释情况也是 如此：以往所有的文学史材料都汇集到了文学史面前。从而“变为永恒的当下”了，并进而成为具有当下性的空间。不过。从文学史的写作 情况来看。我们却无法因为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已 经变为当下性的空间，而把我们同过去关系中的 “时间”从“成为”的“空间”中剔去。时间 和空问虽共寓于一个事物的统一体中，但各自却 有着自己的不同指向、功能、诉求或意义。
从实践上来看，文学史写作是由述体(文 学史家)来完成的，是述体以当下的处境和今
人的视域来遴选并构建文学的历史阶段、叙述并
解释文学作品和历史事件、探寻文学历史的发展 规律以及展望文学历史的未来等等。即，文学史 的时空既不应该只以文学史文本来界定，也不应 该将时间和空间二者因其当下性而合二为一。文 学史叙事的时空既应将文学史家这个起着主导作 用的述体，纳入到时空范围及其关系网络中，也 应该将时间和空间作为一个对应的范畴来考虑。 惟其如此。才能呈现出如韦勒克所说的那样，完 成文学史本应该完成的使命——“指出该作品 在它自己那个时代的和以后历代的价值”。
简言之，文学史的时间是由述体(文学史 家)决定的、寄寓于一定空间内的一段历史时 间。文学史的空间也是由述体(文学史家)决
定的、寄寓于一定历史时间内的空问。不管是文 学史的时问还是文学史的空间都是自然存在的， 但又都是由述体重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
史叙事的时空应该是一个三维的时空，即述体时 空、故事时空和话语时空，而不是舍弃了“述 体时空”的二维时空。自然，从批评实践的角 度看。这个三维时空也只是一个大致、粗略的划 分。如果细分的话，还可以将每一个时空维度再
分为若干个层面，譬如从宏观上着眼，又可以把
各时空维度划分为物质时空和隐喻时空；从微观 上着手。叙事结构还可以分为逻辑的或形式主义 的时空和现象学的或话语的时空，或将对文学史 “四本”的解释分为伦理时空和审美时空等。
我们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例， 来看一下文学史叙事几个层面上的时空问题及其 意义。王瑶在初版自序中说，该书的基本部分是 他在清华大学讲述“中国新文学史”的讲稿， 时间是“北京解放时”的1948年。①1949年， 王瑶应教育部邀请，出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大 纲编写组成员。1950年，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 教育会议，王瑶把该会议通过的《高等学校文
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当作其“编著教材是
的依据和方向。”(蓼这一背景是述体存在的真实时 空，可以看作是《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述体 的物质时空；其隐喻时空则是体现在该书文本中
由述体王瑶安排的叙事结构和对文学史中“四 本”的叙述和解释。二者的关系是互为依存的， 即述体的物质时空以文学史文本中叙述者的视 角、篇章的结构、文字的形式、修辞的使用以及 意象的构建等方式隐含于述体的隐喻时空中的。
在前一节中我们论述过，述体是“三重” 的，其中作为“身体”的述体是处于物质时空
中的。而作为文学史叙述者的述体则相当于一个
介质，既处于物质时空中，又处于文本这一隐喻 时空中。作为叙述者的f也／她或如镜子般的折射， 或如种子般的反映了处于物质时空中的述体。例 如，作为述体的王瑶在其所处的物质时空中，既 是一个“激情澎湃”地接受教育部的邀请并着 手撰写和出版《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的王瑶， 又是“一个非常有艺术感悟力”③的王瑶，具有 鲜明的两面性；而隐喻在该书中的述体(叙述 者)王瑶也有其两面性：一方面他在书中开宗 明义地宣称自己的文学史观和价值取向；另一方 面。他又在书中体现了一位富有学养、情趣和洞 察力的文学史家。这种不对称性也从另一个侧面 反映了“述体”的三重性。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的叙事结构也 可以从三重述体、三重述体所寄予的社会现实及 其二者之间关系上来考察。王瑶在1951年间和
1982年间撰写／修改《中国新文学史稿》时“身 体的在场”、他的这个处于变动中的“身体”对
文学史“叙述者”的影响，以及二者与他所生 存的外部现实之间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一个以叙
事结构为特征的话语意义空间。也就是说。在这(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