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还论及诗歌求真的理想对诗歌变化的价值。其《叙曾太史集》言： 退如（曾太史）诗清新微婉，不以儶伤其气，不以法挠其才；而余诗多有刻露之� Ｆ湮母吖判阋荩ψ纷髡摺９莞笾逯餮希巳缭蛭蠖罚ジ螅
袁宏道还论及诗歌求“真”的理想对诗歌变化的价值。其《叙曾太史集》言：
退如（曾太史）诗清新微婉，不以儶伤其气，不以法挠其才；而余诗多有刻露之病。其为文高古秀逸，力追作者。馆阁之体主严，退如则为刁斗，为楼阁；叙记之作主放，退如则为江海，为云烟。余文信腕直寄而已。以余诗文视退如，百未当一，而退如过引，若以为同调者，此其气味必有合也。昔人谓茶与墨有三反，而德实同，余与退如所同者真而已。其为诗异甘苦，其直写性情则一；其为文异雅朴，其不为浮词滥语则一。此余与退如之气类也。［1］114如何在学古和个人性情的直写之间保持张力，袁氏拈出“真”字。以曾太史为例，明言他“学古”乃是与其相异者，而在求“真”方面则使他的诗文创作有了主动的性质，从而“不以儶伤其气，不以法挠其才”，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
中国古代诗学由“真”而往往重视生命精神，是因为历代诗歌文本中，理想境界之一就是“生命状态”的话语。朱国桢说：
客有三人与梅丈人论理趣浅深。曰：“玉雪为骨冰为魂，耿耿独与参黄昏。遥知云台溪上路，玉树十里藏山门。”客曰：“碧瓦笼晴烟雾绕，藐姑之仙下缥缈。风清月白无人见，洗妆自趁霜钟晓。”一客曰：“在涧嫌金屋，照雪羞银烛。直从九地底，阳萌知独复。”丈人曰：“初得吾皮，次得吾骨。得吾髓者，其三之复乎！”［11］
将“理趣”浅深与人之“皮、骨、髓”等表里各层次相喻，似乎把“髓”作为最高的境界。虽然尚未明确提出生命整体性和有机性，但依然看出朱氏已经将“理趣”和肉体的生命及其精神联系在一起，此为魏晋的做法。而人之体肤骨髓，人皆有别，“理趣”也自人人不同。只要诗歌写出“理趣”之作，表现人各不同的生命精神，就能日新。
可见，对诗歌创作的理想追求，往往能改变一个时代的诗歌面貌。郝敬在《艺圃伧谈》卷之三谈到盛唐和中唐关系时说：
中唐诗清平，本欲脱去初、盛壮丽之习。而韦应物、刘长卿实主盟。钱起有俊采，与盛唐王维、储光羲伯仲。韩愈、张籍，雄奇似杜甫。僧皎然淹雅，为中唐正派。大抵中唐人目初为板，目盛为放，有意矫之。晚唐雕几精攻，反近冲淡。盛唐冠冕博大，笼罩一代。中晚各自擅场，不可相揜。技至晚精已，优初盛而黜中晚，亦未为允。［12］
郝敬放弃价值高下的做法虽然不妥，然而其对文学变易的认识有值得认真对待的地方。中唐之为中唐，多数意见认为是文学本身的规律使然，而此处郝敬则强调盛唐向中唐的演变，主体的诗歌理想起了重要作用，是创作主体“本欲脱去初盛壮丽之习”，“有意矫之”。
高质量的抒发“性情”一直是中国古代诗人的艺术理想，这一点为弘、康间的诗论家反复论述，几乎一切派别的诗学都将其作为关键词，谈到性情在“诗变”中意义的诗论家也十分众多，这其中就有不少人是在诗歌理想层面谈到“性情”对诗歌变化的作用。比如王嗣奭曾以杜甫为例，谈及“性情”作为诗歌理想范畴对“诗变”的意义：
盖诗者，抒写性情之物也。性情万变，诗亦如之。试读《三百篇》，宁可持概而量哉？流而《离骚》，发自忧愤，已不免文胜于情。自汉而魏，日以渐离；沿至六朝，风云月露，巧相取媚，以诗为诗，非以我为诗，而性情之道远矣。是何异饰木偶而与相揖让也！吾谓千余年来，以我为诗，独有陶、杜两君。陶冲夷旷达，自成一家，有其趣不患无其诗，盖发于性情而未极其变，故蹊径一而易工也。少陵起于诗体屡变之后，于书无所不读，于律无所不究，于古来名家无所不综，于得丧荣辱、流离险阻无所不历，而才力之雄大，又能无所不挈。故一有感会，于境无所不入，于情无所不出；而情境相传，于才无所不伸，而于法又无所不合。当其搦管，境到、情到、兴到、力到；而由后读之，境真、情真、神骨真而皮毛亦真。至于境逢险绝，请感触缤纷，纬繣相纠，榛楚结塞，他人攦指告却，少陵盘礴解衣。凡人所不能道、不敢道、不经道、甚而不屑道者，矢口而出之，而必不道人所常道。……后之学杜者，北地可称具体，而摩剽未离优孟；历下得其一节，而虚憍妄欲凭陵。宋则金陵、东坡，全体未肖，而佳句时或逼真。其下则学啽呓，作鬼语，世多有之，固不必置啄也已。……然一言以蔽之，曰：以我为诗，得性情之真而已。情与境触，其变无穷，而诗之变亦无穷也。［13］
此处乃为王氏对杜甫的整体评价，涉及“诗变”的许多问题。它以“性情”之变为核心，论述有关“诗变”的诸多问题：一是诗变之客观性和主观性。作者把“性情”当作客体，作为第一性的东西，似乎诗歌等许多精神现象纷纷从性情中汩汩而出，在他看来，性情这一概念相当于“一”或“道”，它可以向形下一极延伸，派生出无限多的具体感性的“性情”。不同的主体性情有别。王嗣奭通过对性情的客观化阐释，使得性情及其所派生的诗歌变化具有了客观性、绝对性和必然性。这与上述邓云霄所言“自然”的本“原”地位一样，具有本体性。我们稍加引申，就可以将其与自然之“道”结合。在王嗣奭看来，诗歌与自然之“道”结合，就算是有性情之作，性情之作，自然也就具有不断新变的特质。第二，王氏认为，诗变到一定程度，就会远离性情的理想范式，远离之后又会在一定时候回归。诗歌远离自己原来的家园，这是正常的事，就像人长大了，会去远游。人在童年时代，纯朴天真，一如三百篇和汉魏古诗；随着年龄见长，童年时代的天真纯朴也会渐渐离他而去，于是人们利用教育、学习，回到淳朴、真诚的人格境界。在王氏看来，从三百篇到杜少陵，已是“诗体屡变之后”，诗歌远离性情多矣！于是就出现杜甫的集大成和对性情的全面回归。性情之回归不是政教意义上的，它意味着诗歌新的境界生成——“必不道人所常道”。第三，王氏坚定地认为摹拟剽袭，乃是诗歌发展链条之外的、没有时空意义的事件。第四，自然、性情的特征是“真”。“真”不仅有理想性质，还具有“变”的本质。因此，情与境或性情与自然的高度结合与相溶，其间蕴涵万千变化，万千气象。这不仅意味一个诗歌文本的多姿多彩和千变万化，也意味着艺术理想的改变，而且，只要一切诗歌是情与境触，并具有宇宙之“道”的本原性质，它就永远是艺术的新境界。第五，其“性情”理想是以主体为中心，王嗣奭提倡以我为诗，方能创新。(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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