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日休曰：诗逮吾唐，切于丽偶，拘于声势，易其体为律，诗之道尽矣。吾又不知千祀之后，诗之道止于斯而已耶？后有变而作者，予不得以知之。夫才之备者，犹天地之气乎！气者，止乎一也，分而为四时，景色各异。夫如是，岂拘于一哉？亦变之而已。人之有才者，不变则已，苟变之，岂异于是乎？［9］
胡震亨将《唐音癸签》列出《法微》部分，可能是对诗法——诗道进行发微的意思，因此，其引用皮日休的话，说明他自己也十分赞同。诗法，一般是诗歌范式规定的一部分；诗道，则是与诗歌范式相关的带有理想性质的追求。诗法与诗道的紧密关系以及它们的互通性，已经为中国古代士人所认识。但在对诗歌规律的探索中，将诗法、诗道和宇宙之道联系起来，进而和人的才能，特别是将人的才能和天地之气与诗的发展变化相连接，却是别开生面之说。这样，就不仅对诗歌发展做了宇宙性的论证，而且做了具体的证明，使得形下与行上的论证结合起来。颇具说服力。此外，由“诗之道尽”至而道之“变”，出现新的“诗道”，这也是新鲜的说法。难道诗歌范式之变亦是造化的功夫！
范式本身的变化规律，已经为这一时期的理论家充分认识。即以集大成的许学夷和胡应麟而言，他们对范式演变规律的看法更是别具新意。许学夷总结的诗体变化范式基本是这样的：“正宗—正变—大变—某种范式趋亡—新范式的生成”；或在源流角度，是“源—流—派”。体制和源流角度的范式变化基本是对应的。“源”、“流”基本是与“正宗”、“正变”对应，而“派”与“变”或“大变”基本相对应。某一诗体基本成熟者为“正宗”，达于颠峰阶段的高度成熟，而形成理想范型模式及其初始变化的时期是“正变”，“正变”之后，即为“大变”，而后这种诗体趋于亡俚。这一过程，“正”是相对的，“变”贯穿始终。比如许学夷认为，高、岑、王、孟为唐人古诗“正宗”，至李、杜为“正变”，但他们已“变而入神”，达于至境，大历钱、刘虽为“正变”但已气象风格渐衰，元和之后，七言古诗“大变”。按许学夷的意思，七古变化从李、杜就已经开始了。虽然元和之后七古并没有衰亡，但在许学夷的眼里，或是学习重复前人的体制，或是不再完全遵守规范，总之是自身发展的生命力渐衰。此后，七古就演变为新的诗歌样式了，其论温、李七言古，就以为渐入“诗余”：
商隐七言古，声调婉媚，大半入诗余矣。与温庭筠上源于李贺七言古，下流至韩偓诸体。如“柔肠早被秋眸割”、“海阔天翻迷处听”……等句，皆诗余之调也。［10］288
庭筠七言古，声调婉媚，尽入诗余。与李商隐上源于李贺，下流至韩偓诸体。如“家临长信往来道”一篇，本集作《春晓曲》，而诗余作《玉楼春》，盖其语本相近而调又相合，变者遂采入诗余耳。如……“百舌问花花不语，低回似恨横塘雨。蜂争粉蕊蝶分香，不似垂杨惜金缕。”等句，皆诗余之调也。［10］290
胡应麟对范式自身演变的认识也比较鲜明。《诗薮》内编卷1第2、第3则申述：
曰风、曰雅、曰颂，三代之音也。曰歌、曰行、曰吟、曰操、曰辞、曰曲、曰谣、曰谚，两汉之音也。曰律、曰排律、曰绝句，唐人之音也。诗至于唐而格备，至于绝而体穷。故宋人不得不变而之词，元人不得不变而之曲，词胜而诗亡矣，曲胜而词亦亡矣。明不致工于作，而致工于述；不求多于专门，而求多于具体；所以度越元宋，苞综汉唐也。
胡应麟的论析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诗体的演变是具有继承性的，但各代仍有自己的特征性风格；二是诗体的变化是从某一体的逐渐“格备”，“臻于厥美”到衰落的过程，此为“格以代降”，最后是各种诗体都趋于亡俚，而形成新的文体，此是“体以代变”；三是“体”与“格”的变化规律有二：诗体自身由盛及衰的内在演变；诗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政事俗习”与“世运”等外在因素所形成的文化语境，也是促使诗体变化的力量。胡氏少室山房藏书四万余卷，作为终身闭门研读的饱学之士，确实对文学的规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尤其在文学发展观方面，超过了对其影响较深的王世贞。
四、诗歌理想与“诗变”
弘治至康熙间，诗论家已经初步意识到诗歌理想对诗歌进步和诗歌范式转变的意义。这一点，无论七子、公安还是明清之际的诗论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袁宏道在《叙呙氏家绳集》中就言及苏轼对陶渊明诗歌“真性情”的追求与超越：
苏子瞻酷嗜陶令诗，贵其淡而适也。凡物酿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浓者不复薄，甘者不复辛，唯淡也无不可造；无不可造，是文之真变态也。风值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岚出，虽有顾、吴，不能设色也，淡之至也。元亮以之。东野、长江欲以人力取淡，刻露之极，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一累于理，一累于学，故皆望岫焉而却，其才非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1］113
这段话提出“造”的概念，实际上涉及诗歌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主体以自己的真性情、才能和主动性追求一种“淡之至”的理想境界，在追求这种境界的过程中，主体之“造”不完全相同，势必会使“淡之本色”有所改变。在影响淡之“本色”的改变方面，袁宏道拈出主体“出处”和“性”，说明诗歌理想追求，也是改变诗歌范式的重要因素。
公之出处，超然甘味，似公之性；公之性，真率简易，无复雕饰，似公之文若诗。故曰公自似者也。今之学陶者，率如响拓，其勾画是也，而韵致非，故不类。公以身为陶，故信心而言，皆东篱也。余非谓公之才遂超东野诸人，而公实淡之本色，故一往所诣，古人或有至有不至耳。
此处言学陶（或学古），强调学习古人“韵致”，而非“勾画”，要做到这点，必须“以身”、“信心”，如此，方能“自似”：既有似古人处，亦有古人“不止”的境界。袁宏道用“以身”和“信心”的主体素质，论证了诗歌发展中，诗歌理想发挥的作用：“一往所诣，古人或有至有不至”。(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