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温州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的本质、特征与意义 城市化中非理性的土地征收，容易造成的两个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和社会风险难以避免。温州市在城市化建设的土地征收中，能够实现征地拆迁无群体性事
三、温州“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的本质、特征与意义
城市化中非理性的土地征收，容易造成的两个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和社会风险难以避免。温州市在城市化建设的土地征收中，能够实现征地拆迁无群体性事件发生、和谐化进行，其走出的“自下而上”的“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路径，对于城市化建设中土地征收的理性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1.本质：民众诉求推动与政府回应改革
城市化中“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主要是指在政府发布城市规划方案后，涉及土地征收的群众对于原征地赔偿方案提出“利益诉求”，并由政府回应“民众诉求”，修正原征地赔偿方案，以保证“征地群众满意”，从而进行和谐化的土地征收。其本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民众诉求”的提出，二是政府回应“民意”。具体而言，是指由“民众诉求”推动政府征地方案更为客观的、准确地“反应群众意愿”，实现土地征收中的利益赔偿由政府“自以为是”向群众“自认为是”的转变，从而促进城市化建设中的土地征收“保民生”与“谋发展”双重目标的实现。比较而言，“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在本质上不同于“政府主导”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主要体现在：
（1）“政府主导”驱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重发展”“轻民生”。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社会主义并不要求取消地租，而是把地租收归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许多城市建设开发商的理论代言人，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获取“土地财政”的需要，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预言，把马克思社会主义地租理论，“歪曲”为现阶段城市化建设中“土地征收带来的‘土地增值’归公论”的理论依据。并且，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实践中“发展”出一种“捆绑逻辑”征地理论，认为“城市化=农村土地国有化+农村农民市民化”，把“农民市民化”同“土地国有化”捆绑在一起，强制推行“市民身份”换“农民土地”的政策（王春超 等，2012）。“捆绑逻辑”征地理论，简单地通过“给予农民市民化的身份”就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收回了，使得“城市化”简单等于“把农村土地国有化，把农民身份市民化，市民化的农民土地增值归公化”，扩大了地方政府的土地增值权益，却损害了农民的切身权益。因此，不同于“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政府主导”驱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缺乏对“保民生”目标的追求，在实践中体现出“轻民生”的特性。
（2）“政府主导”驱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其土地征收过程否定“民众诉求”，缺乏“政府回应”。“政府主导”驱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把政府意志“自以为是”民众意愿，强加给被征地群众，一旦遇到群众异议，则采取简单的行政强制，如甘肃“陇南征地强拆”事件、广东“乌坎征地”群体性事件等，既破坏了政府“行政为民”形象，又不利于政府和群众关系的长远发展（温家宝，2012）。从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的视角来看，让一部分失地农民群众来承担城市化建设的“代价”，而其他社会成员来享受城市建设的“成果”，显然是不合适的、非理性的土地征收方式，容易因“社会不公”引发群体性事件，进而为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稳定埋下隐患。城市化中理性的土地征收政策，应该像温州回应“民众诉求”的征地模式那样确立“谋发展”和“保民生”的双重政策目标。“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其“谋发展”与“保民生”的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合则两美，离则两伤”。两者的有机统一，既“谋发展”，城市建设有财力；又“保民生”，农民交地有动力，才能实现城市化建设中土地征收的和谐化。
2.特征：民主性、回应性与责任性
（1）民主性。民主性是“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的首要特征。只有“讲民主”“学民主”“行民主”，才能保证城市化中土地征收工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汇总征地群众“民众诉求”，进而为推动土地征收改革提供“璞玉”般的“民众诉求”。温州“三分三改”的土地征收政策就得益于“民众诉求”的推动。而“政府主导”驱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则在土地征收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缺乏民主性，甚至无视“民众诉求”，如广东“乌坎征地”群体性事件、云南“绥江征地阻路”事件等。
（2）回应性。回应性也是“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民众诉求”只有在土地征收中得到政府相对应的“诉求回应”，实施让被征地群众满意的土地征收改革，才能真正实现“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而“政府主导”驱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则不具有回应性的特征。温州鹿城将军村的土地征收中，政府对于将军村的“民意诉求”持一种理性的、负责的、民主的态度，并对“民意诉求”做出了让将军村群众满意的“返还地+现金”赔偿的“回应”。 （3）责任性。权力制约问题是法治国家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现代法治国家应着力建构一种“责任性权力”。“政府主导”驱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在执行中遇到“民众维权”时，往往采取简单的行政强制，不符合法治政府的责任性要求（贺雪峰，2010）。而“民众诉求”推动的土地征收改革模式，则在土地征收中对“民众诉求”负责任。在城市化建设的土地征收中，不能不负责任地、简单地对“农村的土地”实行“计划经济化”的配置——“行政定价”，而对“农村的农民”实行“市场经济化”配置——“竞争就业”，而应该帮助农村、农业、农民实现全面发展，即“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农民职业化”。温州作为市场经济改革的典型城市之一，其在城市化建设的土地征收中，积极对“民众诉求”负责任，确定“谋发展”与“保民生”双重政策目标，采取“三分三改”的经济方式，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环境，既给予农民“携土地资源用益物权”入城的市民身份，又为农民创造“自由择业”的经济环境，主要包括：给予土地被征收的农民“返还地”和“置换地”政策，让农民“宜农则农”；给予土地被征收的农民创业优惠政策，让农民“宜商则商”；给予土地被征收的农民职业转型培训政策，让农民“宜工则工”。(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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