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在颠覆语音中心主义时,他要颠倒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无本体的错误解释。索绪尔出于意义生成于结构关系的前提,认为言语(以音素为符号)和文字(以线条为符号)的意义,都不是来自于语言的实体,而是来自于“区分”或“连接”的过程。在他看来,这样要想确立能指和所指的二元结构,以期实现意义高于符号,所指高于能指,是不可指望的。结构主义的这种意在以虽有差别却无意义的符号组合中“制造意义”的结构模式,被他找到了爆破的漏洞。德里达出于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对把能指符号的意义固定化、权威化,他抓住了能、所二元理论所认定的能、所二元本身皆无内在实体意义,意义本自于区分与连接,就此,德里达就以其作为本身无本体意义的结构加以颠覆。本来能指与所指的概念是各有其涵义,因而也自有意义,但索绪尔出于言语追求意义的原则,却错误地解释了从能指到所指的最终意义创造过程,为德里达留下了颠覆的破绽。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无本体意义,其意义只存在于区分性的关系中的理论,导致他的结构语言学的能指、所指这两根支柱的自解构。因为,认为一个能指符号的意义仅仅在于与其他能指的差异上,那就等于承认它本身没有本体意义。因此,一个能指的意义存在于永无止境地追逐其他能指,不能作为所指的直接呈现;而所指的存在也在于与其他所指的差异。这样,不论能指与所指,都成了无本体性的存在。两个不存在的存在,岂不是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如果我们去掉索绪尔的错误解释,可以看到能、所结构自有其本体意义,所以德里达的解构只能解构错解,并不能颠覆符号与意义的关系,因为庄子说的“言者所以在意”,是道出了人言在于意义的本质,并不是谁规定的说话著文必须表意的结果。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着眼于事物的自身矛盾,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与他反正统、反权威的立场直接相关,可以启发人们的辩证思考。任何事物不论自身之内,还是存在关系,都有相反的存在,药是如此,别的事物也莫不如此。事物的矛盾构成就叫做“反”。正是这个“反”推动着这个事物,是内因,是动力。如果由此类推,如处于矛盾关系中的善或恶、美或丑,也不是善是绝对的善,恶是绝对的恶,美是绝对的美、丑是绝对的丑。而善的东西里面包含着恶,恶的东西里面也包含着善。如对于“暴力”,从来都被认定是恶的表现。但是暴力却有推动历史进步的方面。“暴力”一词也有点像“药”,其中有进步与反动这种统一又分裂的自消解作用。所以,与杜林一概地视“暴力是绝对的坏事”相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着重分析过“暴力”的两种相反的作用。他说,“野蛮的征服者杀光或者驱走某个国家的居民”,用的是暴力;而“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23页。 。“药”与“暴力”这两个词具有同构性,都具有自身内的相反意义,即统一又拆分的自身消解自身的作用。不知德里达关于“药”的灵感是否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
　德里达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怀疑、否定一切权威、本源和终极意义,其颠覆的方向指向文字书写的固有内涵,必然解构文本权威。本来一个作品出现,其自身是有一定意义存在的,在历时的过程中也有不少解释和发现,自然也各有不同价值或权威性,成为后人认识作品的历史材料和定位引导。但由于德里达出自“异延”的起点,既不承认作品的始源性意义,也不承认文本的固有性,只强调阅读、批评的创造性,因此视误读和无定解为正常之事。德里达解构文本权威解读的理论,其大致意向是:
　　首先,由于认为作品没有原意,作者也不创造意义,作品文字的播撒性,要求阅读者必须无止境地到文本之外去寻求踪迹,德里达认为这是始源迷失之所致。
　　其次,认为阅读作品即是写作。所强调的是读者变作品为文本,造成自己的创造空间。为什么阅读是写作?德里达认为作者写作是在有路又无路中间跋涉,他要表现意义却又不能实现意义的表现,留下的是非确定性的踪迹,阅读者这时不是从作品中找到原意,而是在解构作品中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本。
　　再次,由于认为文本无始源性的意义,因而怎样解读作品则完全是由读者做出,因此也就不存在文本的解读权威。这样,对一个文本出现不同解读,甚至是互不相容的解读,这也是正常现象。这个思想到了德•曼那里,就成了凡是阅读皆是误读的说法。
　　最后,由于认为文本不存在作者赋予的始源性意义,而作品只是在一个能指接着一个能指的异延中分延、播撒、游荡,其意义永远无法完全确定,以致封闭在文本中间。因此,阅读和解答无法由一人一次最后完成,“本文不再是完成了的作品资料体,内容封闭在一本书里或字里行间,而是一个区分的网络,一种踪迹的织体,这些踪迹无止尽地涉及它自身外的事物,涉及其他区分的踪迹” ② [法]德里达:《继续生存》,转引自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9、391页。。如果这样,读者在阅读文本时,由于不知文本中真正属于作者的是什么,因此解构主义便不认为阅读是与作者在交流。读者与作者的这种关系,在德里达那里定位还是“写作是撤退的作者”,可是到福柯的《何谓作者》里,已经变成了“死者”:“作家的标志降低到不过是他独一无二性的不在场,他必须在书写的游戏中充当一个死亡的角色。”②
　　德里达以结构主义的颠覆性,向西方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代表的传统思维模式发起了挑战,发现和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经常是“采用了一种拒绝理解的写作风格”,以标新立异的态度惊世骇俗,在学术界引领风骚二十多年。他的支持者非常坚定,形成为学派;反对者也特别强烈,把他“学术血统”与20世纪60年代的“五月风暴”的“轻率任性”的背景联系在一起。由于他的许多观点对于历史上通常之论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显得特别偏激,加上在文本批评上未能摆脱形式主义的文本中心论,对许多对待性的范畴常好偏执于一端为是,自然要陷入自设的二元对立之中,这就难免不被别人所解构了。
　　(责任编辑:李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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