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者以各种文学作品的构成为研究对象,有人对不同体式的作品专作模式研究,如普罗普专门研究民间故事的功能单位,列维—斯特劳斯专门研究“神话要素组合”,托多罗夫特别关注作品的句法结构,热奈特尤为注重叙述的组成层次间的相互作用,雅可布逊特别注重以对等原理分析诗歌。应该说,这些人多方位地展开结构主义的批评运作,开阔了人们对作品的观察角度,也丰富了文艺理论内容。但他们都有以自己所发现的一种结构方法为普遍结构的偏颇性,让人错觉为各类文学作品的结构都是自律自足而无他律的存在,以致这种结构主义越向完备方向发展,就越接近它的解构地步。结构主义就是在它的形而上学极端阶段,遭遇了解构主义的解构。 二、解构主义的解构目标
　　
　　解构主义的首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德里达(1930-2004)。是他首先于1966年向结构主义发出批判。他在许多美国人正在张望结构主义怎样到来时,就以《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一文,向他们泼了一头解构的冷水,他认为美国同行们至今还将结构主义看作是方兴未艾,而自己倒觉得结构主义之路已走到尽头了。德里达的发言以他的解构主义第一次向结构主义和传统发出冲击。首先,他对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加以质疑,认为自柏拉图直至结构主义以来的诸多哲学观念都存在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问题。他早就意识到“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 ② 包亚明:《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08页。。在他的视野中,“除了尚未发现可对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的文本作出相类似的批评”,而“只要我将索绪尔,或弗洛伊德,或其他人的文本,作为同质的文本来处置(同质主题,尤其是神学主题),它们就必然是被消解的对象”②。他认为传统的二元对立哲学深入植根于各个学科领域,而对于对立的二元总是一个单项统治着另一个单项:“在一个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中,我们所见到的唯一是一种鲜明的等级关系,绝无两个对立项的和平共处。其中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等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单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解构这个二元对立,便是在一定的契机,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
　　[法]德里达:《立场》,转引自陆扬《德里达•解构之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德里达的这个观点表明了其社会政治立场和学术思想倾向。他像否定一切传统形而上学依据的尼采,对从古希腊哲学以来以语言确立的“逻各斯”(logos)即万物生灭变化背后的规律,也即事物的终极真理,一律采取了颠覆的态度。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与语言的关系,陆扬有一段分析足以见出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是德里达特别要解构索绪尔语言学中的二元对立结构的奥秘所在。陆扬解释说:“逻各斯中心主义是相信有某个终极的所指,如存在、本质、本原、实在等等,可以作为一切思想、语言和经验的基础。这是一切所有能指唯它(为)指归的‘超验所指’。由于它被认为是整个思想和语言的基础,它自身就必然超越思想和语言的系统,不为语言的自由游戏所玷污。它自然也是一种意义,但它不像任何其他意义一样,只是差异游戏的产物,而是先于语言存在,表现为意义的意义。要之,哲学的方向便是追索意义:意义不在语言之内,而在语言之外,是先于语言而存在,语言本身是无足轻重的,不过是一种工具。从这一前提出发,以言语的‘活的声音’为直传逻各斯的‘本原’,以文字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反将人引入歧途的‘补充’,无疑是势在必然的结论。所以德里达说,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个别称,就是‘语音中心主义’,或者说,它与压制文字、高抬言语的语音中心主义,是形影不离的一对伙伴,它们都是在场的形而上学。”
　　陆扬:《德里达•解构之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德里达以言语的语音中心主义为直传逻各斯的‘本原’,抓住了当时被结构主义视为最权威最直接的护法理论,即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二元对立,作为理论范畴和思想方法解构的重点所在。
　　德里达解构的核心是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德里达有如德国的尼采,不承认一切领域的形而上的根据,他对于资本主义的现存社会制度有一种深深的质疑。在1968年法国发生的“五月风暴”,他是实际参加者,组织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第一次大集会,他亲自参加了当时的示威。在事后的反思中,他“并没感到我是在参与一个伟大的变革” ② ③ ④ ⑤ 包亚明:《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6、21、35、36-37页。,因为这是一场“自发的迷狂和某种自然主义的乌托邦思想”的运动,所面对的“非自然的、历史性的、人工构筑的制度”,虽然“人们发现它们完全是没有根基的,既没有法律的根基,也没有合法性的根基”②。因此对其解构则是合理的。所以“解构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和政治的结构、向顽固的传统挑战”③。
　　从上述言论所见,德里达的结构的主要目标,原本是对着社会政治及其制度的体现,这是对实体的实践性的解构。问题是经过五月那场他自己所描述的“不太合乎我口味的狂欢中”④,他有醒悟,他们的举动就是造成了“一个哲学事件”。德里达在1991年3月在回答埃瓦尔德访谈时说:五月风暴“是一个哲学事件,虽然它不是以一部作品或一篇专题论文为形式,事实上它是对一种社会性或散漫的政体作了实践性的质疑”,“这一质疑是通过动摇这种政体或参与对它的改革来进行的,对这些结构的真实性进行质疑也是一种哲学事件,或是对哲学事件的一种许诺。不管人们知道与否,或愿意与否,它总是使哲学发生了变化”⑤。德里达说这种后果对他自己来说,就是“开始赋予我的作品一个明显的、更具(可以说是)‘战斗性’的形式”。
　　我们从上述的历时描述中可以见出,德里达的解构是以向传统社会政治制度全面进行解构的姿态出现的,但是仅凭呐喊、示威解构不了政治制度,更是动摇不了它的基础,一度作势的他和他们都失败了,他们的“自发的迷狂和某种自然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使运动无果而终。德里达在五月风暴之后,把他的政治狂欢后的愤慨带进了他的哲学,他自谓正是在这样的后果中,才开始赋予其作品一个明显的、更具战斗性的形式。这种极具反传统、反中心、反权威、反停滞的倾向,加大了他的解构主义哲学批判性的颠覆性。可惜他不是诗人,他的愤慨只能使他的哲学减少科学的理性,偏离理论的准度。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