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明朝对朝鲜“宗系之辨”的态度。嘉靖和万历这两个时期，明朝不厌其烦地接受朝鲜国王及使臣的奏章和咨文，并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在祖训、会典两相宜情况下，明朝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朝鲜的要求，并借朝鲜的奏辨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中朝政治一体化。因此，从明朝来看，朝鲜的奏辨活动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正德时期，朝鲜的奏辨次数虽不多，但引起了明朝大臣的反感。礼科给事中就此事下弹章，曰：“国王近亦矫情。因祖训有姑待之文，假来使，通贿赂之门而求为更改，致蒙先帝误听。今者过腆之赐，安知非奸夷布计营求，以为夸大光重之具。”［7］（卷42，正德十六年七月丙寅条）弹章之事对朝鲜起到了警示作用，使其奏辨次数有所减少，奏辨活动有所收敛。反观嘉靖和万历两朝，朝鲜国王和使臣的奏辨活动虽比正德时期更为密集和频仍，反倒没有发生过弹章事，其中另有原因。
　　嘉靖皇帝入继大统之后，明朝爆发了轰动朝野的政治斗争——大礼议。这场政治斗争本与朝鲜无关，但每当嘉靖皇帝取得一次议礼胜利后，朝鲜都在“事大以诚”的原则下，派遣使臣前来恭贺（共计6次）。朝鲜的恭贺活动对在这场斗争中处于孤立地位、遭到各方反对的嘉靖皇帝来说，无疑是一种支持，深得其心。由此，中国建立了一系列旨在提升朝鲜王朝地位的新制度，给予了不同以往各朝对朝鲜王朝的特殊礼遇，包括：特许朝鲜使臣观光国子监、礼部尚书待朝鲜使臣宴、将朝鲜贡物在各国使节前展示、确立誊黄制度及赐龙袍和颁印皇长子诞生诏等。朝鲜国王的恭贺行动，虽无政治上之考虑，但意义深远，直接促使两国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以誊黄制度的建立为标志，中朝政治一体化最终完成。［14］也正是在这个大的政治背景下，朝鲜王朝的宗系奏辨活动才得以顺利进行。嘉靖皇帝在不伤及祖训的前提下，对朝鲜国王的要求给予最大限度地满足：修改过的会典增加了有利于朝鲜王朝的内容，甚至抹去了李成桂弑王一节；而且根据国王的要求，两次将修改过的会典书稿中有关朝鲜部分的内容抄送国王。［10］（卷13，嘉靖三十一年正月乙酉条）
　　万历皇帝时期不但秉承了嘉靖朝对朝鲜的政策，并有所发展。明神宗在对朝鲜宗系之辨问题上采取更加开明的态度，甚至为此作出了修改《明武宗实录》的决定［15］（卷92，“为朝鲜改实录”）。在实录中专设两条，记录了朝鲜国王奏辨的内容，为进一步修改《大明会典》作好了舆论准备。为此，明神宗敕谕朝鲜国王，略曰：尔祖某，久蒙不韪，荷我烈祖垂鉴，已为昭雪改正。兹者纂修实录，欲将前后奏辞备行采录，以垂永久。朕念尔系守礼之邦，且事关君臣大义，特允所请，即命抄付史馆，备书于肃祖实录，俟后修新会典，以慰尔吁雪先祖恳情。［13］（卷7，万历元年十一月丁丑条）
　　万历十五年，《大明会典》终于修订完毕，由内府刊行。与正德本《大明会典》相比，该书在《朝鲜国》项下增加了如下新内容：“先是，永乐元年，其国王具奏世系不系李仁任之后，以辩明祖训所载弑逆事，诏许改正。正德、嘉靖中，屡以为请，皆赐敕奖谕焉。万历三年，使臣复申前请，诏付史馆编辑，今录于后。李成桂，系出本国全州，远祖翰仕新罗为司空。六代孙兢休入高丽，十三代孙安社生行里，行里生椿，椿生子春，是为成桂之父。李仁任者，京山府吏长庚裔也。始，王氏恭愍王颛无子，养宠臣辛旽子禑为子，恭愍王为嬖臣洪伦等所弑。李仁任当国，诛伦等，立禑，禑嗣位十六年，遣将入犯辽东，成桂为副将，在遣中。至鸭绿江，与诸将合谋回兵，禑惧，传位于其子昌。时，恭愍妃安氏以国人黜昌，立王氏孙定昌君瑶，诛禑、昌，逐仁任。已而，瑶妄杀戮，国人不附，共推成桂署国事，表闻高皇帝，命为国王，遂更名旦。赡瑶别邸终其身。”
　　结合前面的分析不难发现，《大明会典》新增的这部分内容中有三处与历史事实不符。第一，永乐元年，太宗国王只奏辨“宗系”，未奏辨“弑四王”，而此处将“以辩明祖训所载弑逆事”一句夹在了“其国王具奏世系不系李仁任之后”与“诏许改正”中间，给人的印象是“宗系”与“弑四王”均早在永乐年间就得诏许改正。第二，高皇帝朱元璋从未册封李成桂为国王，当李成桂上奏明朝主国事时，朱元璋只说“从其自为声教”，而此处用了“命为国王”一句。第三，李成桂弑王瑶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此处用了“赡瑶别邸终其身”一句。引人思考的是，明朝官员并非不知朝鲜这段历史，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刻意地去迎合朝鲜，也这么不顾历史事实地去说去写？我们再细读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它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李成桂不是李仁任之后。王颛为嬖臣所弑，辛禑、辛昌为王瑶所诛，李成桂赡王瑶于别邸终其身，“弑四王”事彻底与李成桂无关。由此推之，李成桂所建立的朝鲜王朝是礼义之邦。第二，国人共推李成桂署国事，高皇帝朱元璋也命李成桂为国王，李成桂做国王合理合法，朝鲜王朝正统性不可置疑。明朝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手法，彻底满足了朝鲜王朝对明朝宗系之辨的全部要求，也帮助朝鲜达到了他们要达到的目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明朝对这段文字的安排，从表面上看是充分照顾到了朝鲜国王的情绪和要求，为李成桂平反和正名。但从当时大的政治背景来看，则是出于维护中朝政治一体化之大局考虑，是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中朝政治一体化的具体体现。正如万历十七年神宗皇帝在颁赐朝鲜《大明会典》全书时所说的：“朕惟会典一书，我祖宗旧章，国家成宪，藏之内府，副在有司，其在外藩，未尝轻示……朕视犹内服，嘉与同文，敕赐全编，俾传永久。”［13］（卷23，万历十七年十月乙亥条）神宗的话，不但表达了他自己的心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加强中朝政治一体化的意愿。
　　
　　参考文献
　　［1］安鼎福. 东史纲目［M］. 汉城：景仁文化社，1970.
　　［2］徐居正. 东国通鉴［M］. 汉城：景仁文化社，1987.
　　［3］郑麟趾. 高丽史［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李朝太祖实录［M］. 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3.
　　［5］朱元璋. 皇明祖训［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6］李朝太宗实录［M］. 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3.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