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艳林，男，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从事明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4-0141-07收稿日期：2011-03-05
　　
　　一、“宗系之辨”之缘由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政权，当时，高丽王朝第三十一世国王王颛在位。洪武二年四月，朱元璋遣使高丽，“告有天下”，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五月，高丽停元至正年号，遣使如金陵，贺朱元璋即帝位，贡方物，奉表称臣。八月，朱元璋复遣使高丽，封王颛为高丽国王。三年七月，高丽始行洪武年号。
　　先是，王颛无嗣，密养佞臣辛旽子牟尼奴（后改名辛禑）于后宫，为己子，封江宁府院大君。七年九月，宦者崔万生与幸臣洪伦弑王颛，当朝宰相李仁任奉辛禑即国王位，禑时年10岁。李仁任惧朱元璋问弑君之罪，密遣金义杀害在高丽买马的明使蔡斌等，与北元和亲，由此，高丽朝中大臣形成“事北”、“事南”两派。禑年幼，事北派代表人物李仁任掌控时局。事北派在与明朝往来的前提下，与北元政权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使介往来较前更为频繁［1］（第3册，P361，365），不但接受北元册封授爵，更于十年三月停洪武年号，行北元宣光年号。李仁任明显的政治倾向对辛禑产生了很大影响。二十年十二月，朱元璋命户部咨告高丽立铁岭卫，禑大为不满，遂与事北派大臣崔莹密谋攻取辽东。二十一年三月，辽东百户王得明来告立卫事宜，辛禑与崔莹怒杀持榜文至两界之辽东军士21人［2］（卷53,《高丽纪·辛禑四》），攻辽之志弥坚。四月，辛禑复停洪武年号，令国人着胡服［3］（卷137，《列传》；卷50，《辛禑五昌》）；五月，渡鸭绿江实施攻辽。副将李成桂认清时局，对诸将说道：“若犯上国之境，获罪天子，祸立至矣，亟应除君侧之恶，以安生灵”［1］（第3册，P426）。此议得到众将响应。李成桂遂率军回渡鸭绿江，囚崔莹，废辛禑，立其子辛昌为国王，昌时年9岁。自此，李成桂掌朝中大权。二十二年十一月，辛禑授意崔莹族党全儜谋害李成桂，企图复辟，不料，阴谋失败。李成桂怒，废昌，立王氏后裔定昌君王瑶为王，禑、昌同时被弑。［1］（第3册，P447）王瑶惧李成桂，与左右潜图除之。二十五年七月，李成桂第五子李芳远与南訚等52位大臣协谋废瑶，拥戴成桂为王。［1］（第3册，P479）二十七年四月，李成桂弑王瑶。［4］（卷5，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条）至此，高丽王朝末期四位国王先后被弑。
　　在处理与高丽的关系上，朱元璋曾抱以极大的热情。洪武元年，王颛遣使臣张子温使明，朱元璋“礼待甚厚”，使六部御史台宴慰，破天荒用乐于台宴，并厚礼以送。［3］（卷41，《世家·恭愍王四》，洪武元年十一月丁未条）王颛率外国之先，奉表称臣，诚心归附明朝之举动，朱元璋甚为高兴，在不同场合予以高度赞扬：“高丽奉表称臣，朕嘉其诚，已封王爵”［3］（卷42，《世家·恭愍王五》，洪武三年四月庚辰条）；“今朝聘礼，不曾有阙”［3］（卷43，《世家·恭愍王六》，洪武五年九月壬戌条）；“事大之心甚矣”［3］（卷44，《世家·恭愍王七》，洪武七年六月壬子条）。这一时期，两国使介往来频繁，共同开创了较为和谐的中朝关系新局面。王颛被弑，高丽以“暴薨”相报，后经调查，真相大白，引起朱元璋极大愤慨，断然与高丽绝交［3］（卷134，《列传》；卷47，《辛禑二》，洪武十三年八月乙丑条），令其自为声教。此后自七年至十八年长达十一年中，明朝不曾派遣使臣出使朝鲜；自十二年至十五年，朝鲜进贡物品全部被退回。虽后期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但朱元璋对高丽大臣弑君之事一直心存芥蒂。
　　李成桂做国王后，很快遣使来报。朱元璋令使臣传话：“三韩自王氏亡，李氏运谋，千态万状，已有年矣，今确然为之……” “其三韩臣民，既举李氏，民无兵祸，人各乐天之乐，乃帝命也……自今以后，慎守封疆，毋为谲诈，福逾增焉……”［4］（卷2，洪武二十五年十月庚午条）“尔恭愍王（即王颛）死，称其有子，请立之，后来又说不是，又以王瑶为王孙正派，请立之，今又去了。再三差人来，大概要自做王，我不问，教他自做自要。”［4］（卷2，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甲辰条）可以看出，朱元璋对李成桂做国王的合理合法性虽心存疑问，但态度也很明确，只要李成桂不做有损两国关系的事，随他自做王，以观其表现。
　　李成桂做国王后不久，因诱女直人口等诸多事端，遂引起朱元璋的不满，遣使诏责李成桂有二侮三衅之罪［4］（卷3，洪武二十六年五月丁卯条），同时指示辽东“高丽人不许过来”，六个行次的朝鲜使臣被拒于辽东之外，大有再次与朝鲜绝交之姿态。二十七年和二十九年，又分别发生了“假倭案”和“表章案”，进一步加深了朱元璋对李成桂的不满，这一切严重地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以致朱元璋不顾朝鲜的要求，始终不给李成桂国王诰命及朝鲜印信，甚至在《皇明祖训》中说道：“朝鲜国，即高丽，其李仁任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二十八年，首尾凡弑王氏四王，姑待之。”［5］（《首章》，史部第264册，P168）
　　朱元璋把对李成桂和朝鲜王朝的嫌怨写入了《皇明祖训》，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极为重大，是朝鲜王朝向明朝长时期进行宗系奏辨的根源。朱元璋的话有两层含义，一是说李仁任与李成桂是父子关系，二是说此二人共弑四王。当朝鲜知道了朱元璋这个话后，围绕这两层含义开始了向明朝的奏辨活动。前者称为“辨宗系”，后者称为“辨弑四王”，全部活动称之为“宗系之辨”。
　　
　　二、“宗系之辨”之始末
　　
　　朝鲜对明朝的“宗系之辨”始于李成桂本人。洪武二十七年四月，朱元璋要对李成桂兴师问罪，为此先期遣使朝鲜，告祭朝鲜海岳山川等神，祝文中有“昔高丽陪臣李仁任之嗣某（李成桂），今名某（旦）者”之语。针对这句话，李成桂回奏进行辨白：“窃念臣先世，本朝鲜（古朝鲜）遗种，于仁任本非一李……”［4］（卷6，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甲申条）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