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四年，朝鲜使臣在中国听闻了《皇明祖训》中的那句话，回国后报太宗国王，引起了太宗国王的重视。永乐元年十一月，国王特具“宗系辨明奏本”一道，遣谢恩使臣李彬等奏送明朝。国王在奏本中再次强调李成桂先世系朝鲜遗种，与李仁任并非一李，乞求改正记载之误。［6］（卷6，永乐元年十一月己丑条）朱棣见奏，即下“圣旨：‘朝鲜国王奏，既不系李仁任之后，想是比先传说差了，准他改正’” ［6］（卷7，永乐二年三月戊辰条）。按当时两国关系仍较为紧张的形势分析，朱棣这样说当是出于缓和两国关系之愿望，恐并无太多其他方面的考虑。但涉及了“一字不可改易”的祖训中的话，应如何去“改正”，朱棣并未给出具体方案。但恰恰是他的这句话，成了此后朝鲜历代国王要求明朝改变宗系“错误记载”的主要证据。
正德十三年四月，赴北京贺正朝的朝鲜使臣李继孟在中国闻见《大明会典》照抄了《皇明祖训》中的那句话，还报国王，在朝鲜引起轩然大波，国王及大臣们均感“惊骇”、“惊愕”，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很清楚，《大明会典》这部官修的明朝典章制度，其重要性和影响非同一般，如果听之任之而不加以辨白，将对朝鲜的国际形象造成重大损伤。自此，围绕《大明会典》中的这个内容，朝鲜对明朝展开了持久的大规模的申辩活动。
　　正德十三年五月，中宗国王召集当朝宰相和六曹堂上等42位大臣，“会议《大明会典》所录我太祖被诬事辨明申达便否”。会议一致认为，“先祖被诬，急欲洗雪……申达辨白，义不可缓”；奏辨后是否改正，虽不可知，但“使上国之人，晓然知传讹之失，不为无益”［7］（卷33，正德十三年五月乙巳条）。会议委以大提学南衮执笔，35位大臣共议奏请文书。奏书包括洪武和永乐时期朝鲜向明朝的两次奏辨过程，李成桂身世，自王颛之后王朝政权更迭之始末，李仁任身世等。奏书最后恳请皇帝“伏望圣慈，仰遵先皇帝之命，许正传说之谬”［7］（卷33，正德十三年六月甲申条）。十四年二月，南衮等奉敕而还，敕曰：“尔祖（李旦）原不系李仁任之后，我太宗文皇帝已有旨，准令改正，今尔又具奏陈情，诚孝可念，特允所请，降敕谕以朕意，尔其钦承之，故谕。”［8］（卷171，正德十四年二月己卯条）
　　嘉靖八年五月，朝鲜贺圣节使臣柳溥出使中国，途经义州，与陈慰使李芃相遇，得知明朝将对《大明会典》进行修订，认为这是要求明朝改正宗系的机会。［7］（卷65，嘉靖八年五月辛酉条）柳溥到北京，二入礼部，两会尚书，上章力陈“宗系”、“恶名”（弑四王）二事，乞求于重修会典之际，予以改正。礼部具本请旨。八月十九日，嘉靖帝有旨：“是，朝鲜国陪臣所呈本国宗系事情，既有节奉祖宗朝明旨，尔部里便通查，备细开载，送付史馆，采择施行，钦此。”二十日，礼部备将此事前后缘由，开具手本，送付史馆。［9］（卷104，嘉靖八年八月壬午条）
　　国王多次上奏“宗系”事，自感烦渎，不好再请。但朝鲜君臣又感嘉靖“皇帝近来厚待我国”，如若再行“奏请，则必再蒙改正圣旨矣”。经反复讨论思量，国王决定再次奏请改“宗系”和“弑四王”两事。十八年闰七月，国王遣奏请使权拨奉表如北京。［7］（卷91，嘉靖十八年闰七月壬戌条）朝鲜这次所上奏本，直接以《大明会典》所引用的《皇明祖训》条章为目标，逐一辨白，意在更改。十一月，礼部以朝鲜奏本为内容上题本，并复议：“查得所辨李仁任及子今名某者，并凡弑四王等语，皆会典内所载祖训之语，岂敢轻议改正。合无俯从所请，将伊前后辨明奏呈及节奉列圣明旨，送付史馆，今纂修会典，令其叙入朝鲜国项下，祖训、会典两无相妨，传信传疑各有所据。”礼部的复议得到皇帝认同，有旨：“是，皇祖大训不敢别议，该国奏词并奉列圣明旨，此后纂修宜附录之。”为安抚朝鲜，皇帝敕谕朝鲜国王，说明情况。敕曰：“皇帝敕谕朝鲜国王姓讳（李怿），尔国数以宗系明非李仁任之后来奏，我成祖及武宗朝具有明旨，朕亦具悉矣。但我高皇帝祖训，万世不刊。会典所载，他日续纂，宜详录尔词。尔恪藩职，朕方嘉尔忠孝，可无遗虑也，其钦承之。故谕。”［7］（卷92，嘉靖十九年正月戊戌条）事实上，嘉靖皇帝这道谕旨，为《大明会典》有关朝鲜条目如何修纂定了基调。今天我们看到的万历本《大明会典》卷105《朝贡一·东南夷上·朝鲜国》下的内容，既保留了正德本《大明会典》中摘录的《皇明祖训》中的那句话，也增加了朝鲜国王历次奏辨的部分内容。可见，万历本《大明会典》对这部分内容的修订与嘉靖皇帝所说的完全一致。
　　朝鲜国王虽多次得到皇帝允改圣旨，但迟迟未见会典改后的模样，仍不放心，“一国闷郁”。国王一方面与大臣商议是否还应奏请，一方面继续要求赴京使臣“访问而来”。三十五年，朝鲜冬至使沈通源在北京期间，呈文礼部尚书。尚书看后说：“会典吾在翰林院时，既改正，无疑矣。明年圣节使臣之来，国王奏请，则自部题本何难。”［10］（卷22，嘉靖三十六年正月乙卯条）礼部尚书之言，又给了朝鲜奏辨机会。经慎重考虑，国王采取以使臣名义上咨文的形式进行奏辨。三十六年七月，奏请使赵士秀到北京，呈咨文于礼部，对尚书提出“会典中改正辞缘誊写移咨，且降圣谕”之要求。尚书甚为其难，答之“会典御览未毕，不曾刊行，不可颁降”。但为满足朝鲜君臣之要求，尚书还是在题本中写了一个既合情合理又对朝鲜有利的复议，“该国宗系及节奉钦依先年纂修，曾否采择附录，明白开报，容臣等移咨本国，知会其附录之词。仍俟会典颁布之日，续行昭示，庶上全朝廷柔远之信，而下惬藩目所恳之诚”，得到皇帝应允。［10］（卷23，嘉靖三十六年十月乙酉条）根据圣旨，礼部将《大明会典》修改过的相关内容誊书于朝鲜。
　　朝鲜虽多次得到了嘉靖皇帝允改宗系的圣旨，但《大明会典》却未能在嘉靖朝修毕付梓，朝鲜的愿望也未得以实现。但朝鲜的奏请活动并未停止。隆庆六年五月，万历皇帝登基，十二月，朝鲜“宗系”、“恶名”奏请使李阳元就出使北京。［11］（卷6，隆庆六年十二月戊寅条）［12］（卷21，万历二年正月甲午条）此后，万历元年、三年、五年和八年朝鲜连续遣使明朝进行奏请。万历九年五月，闻《大明会典》纂修将毕，机会甚重，朝鲜再遣奏请使金继辉赴京，并以“奏请使当以至诚，感动天庭，事成则还国，不成则为埋骨燕山之计，然后庶可成事”等语相激励。［13］（卷15，万历九年五月癸亥条）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