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17日，《解放日报》载《米脂各方协助缉私》指出，“米脂位在边境，值此税收旺月，常有不守税收法令趁隙漏税之事发生。虽经税局同志日夜努力缉私，但还有偷漏现象，税局即向各方宣传税收意义，号召各机关和群众协助，日来已收到效果，计密报案有十余件。”，在群众的协助下，缉私工作很快就取得积极成效，特别是边区政府为了加大缉私力度，对于协助缉私的人员给与物质或者精神奖励以后，更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三、边区税务稽查缉私活动的历史评价
　　
　　(一)边区税务稽查缉私的积极成效
　　首先，大幅提高了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边区政府在《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中总结到，“没有缉私工作或者对这一工作执行差的话，那就会使边区经济受到很大损失”。以盐务局为例，1942年，财政厅接收盐务局工作之初，税收工作秩序紊乱，缉私工作临时有保安大队负责，每日走私的盐总在150－

200驮件。边区政府建立和健全了盐务缉私体系组织后，缉私工作走上正规，缉私取得的成绩日益显著。1942年全年不仅“办理了232件走私案件，罚得了95879元”，还打击和说服教育了一批偷盐盐贩及脚夫。
　　随着边区政府税务稽查缉私制度的完善和缉私工作的加强，缉私的具体收获明显增加，“1941年与1942年两年共收入8377241元，1942年的没收品，约占总税收的百分之十，如果加上没收的毒品，即可占百分之二十。绥德警备区1942年的缉私，增加税收816173元，约占全年税收的百分之十五。”随着缉私工作的加强，许多商人不得不纳税，当时的周家签、小理河、四旗里等地漏税惯商，均感觉此路不通而自动交税。
　　其次，保障了边区经济建设的正常运行。作为边区关税的货物税在减少进口、鼓励出口的方针下，起到了保护关税的职能。在货物税的保驾护航下，边区不至于被非边区的货物充斥市场，也不至于边区的必需品大量外流。国民政府封锁边区的时候，“边区的物产源源不断的外流，外面的必需品的输入几至断绝”，通过货物税实施和缉私工作的开展，上述情况顿时改观，边区经济建设稳步发展。
　　以纸烟业为例，1944年以前，陕甘宁边区几乎不能生产适合民众需求的纸烟消费品。1943年，边区进口外来纸烟估计有八千万元。为了给边产纸烟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边区政府对外产纸烟实行禁止政策，边区纸烟工业遂发展很快，“由萌芽而发展，竞相设厂，仅在陇东板桥一地，即由十数家发展至五、六十家，最高峰时达到数百家。关中二十家，延市发展到四十多家”。
　　其它产业，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一方面增加与整理了盐产，发展了皮毛、毛织与其它可以出口的土产，另一方面增加了布匹、棉花、纸张的自给力量。正是随着边区纸张、棉花、皮毛等产业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需求的程度得以减弱，边区在进出口状况上才有所改观。边区在税收上所表现的是历年人超的状况9,--九四三年后，逐渐改变，一九四四年入超333％，到一九四五年入超下降至70％。正如边区政府所总结的那样，“如果没有税收上的保护与奖励政策，则边区某些必需品工业的生产是很困难的，减少入超则更成为不可能”。
　　此外，税务稽查缉私还锻炼提高了边区税务人员的素质。边区政府的税务工作人员集征税与缉私两项工作于一身，在其征税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其业务水平。在税收初创阶段，税务工作人员大部分出身农民，十分之八九不识字，更谈不上精通业务了。然而，经过长期的税收缉私实践，他们中不少人有的很快成为技术骨干，如出身农民的党国栋，工作努力，能灵活运用货物税等条例，带动了靖边整个税务工作，甚至“在执行政策上，他比一般知识分子还好”，后来还出任靖边税务局局长。在长期的缉私征税过程中，税务稽查缉私人员也得到锻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像党国栋这样的税务人员走上了税务领导岗位。
　　另外，边区税务局对偷逃税款和走私犯罪的打击也清理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些腐败分子。如红军英雄肖玉壁，在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利用职权，采用多收少报的方法欺瞒上级，贪污税款3050元，同时还利用职权，走私食油、面粉等稀缺物资。案情败露后潜逃了几个月，最终被捕。1941年边区政府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
　　
　　(二)边区税务稽查缉私的历史难题
　　其主要纠结就在于边区的经济政策与税务稽查缉私政策如何协调的问题。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陕甘宁边区非生产人员大量增加，军费开支增大，在外援很难得到的情况下，边区政府不得不要求和提倡学校、机关、军队“生产自给”，寻找财源，以弥补不足。尤其是皖南事变后，财政供给上，则采取各单位自想办法以渡过困难。金融上发行边币，代替法币，并解决各机关部队的经费和生产资金问题。在财政经济上开始了各机关部队的自力更生与分营。在贸易上，对外各自采购，经营食盐和特产出口，经营内地商业和骡马店栈，发展工农业生产。
　　在边区政府“生产自给”、的“自力更生”经济政策促使下，边区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各政府机关在窘迫之下也开始经营商业，当然，其中有不少违法活动。例如，葭县因地理位置较好，“东靠河畔……北接很辽阔的边沿区”，易于推销毒品，于是，葭县政府便自己经营鸦片等商业，从而“资金巨厚”各地工营商业……都借口自给拒绝纳税，尤部队商店不仅不纳税，而且包庇商人代商人保运等等，破坏税收情事，不一而足。”政府机关无视边区法律，造成的影响将是十分恶劣的，有一段时间，走私现象在边区司空见惯，税务稽查缉私工作受到打压，税务稽查缉私人员被打、被迫自杀的事件都有发生。
　　对此中共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及时进行了严肃处理和制裁，这种行为才没有蔓延开来。
　　这一时期，税收工作仅仅是个开头，所颁布的税收条例还不成熟，所开征的税种不多，税收收入总额也不很大，而在执行中，边区政府还根据战争的需要决定开征或停征某些税种。像以通令形式开征的牲畜买卖手续费和斗佣，这是一种间接税。内战时期已经取消，抗战后又开征。牲畜买卖手续费本是一种不良税制，可是为了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不得不暂时征收。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