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击死。事后有农民说：“老天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听闻后，表示理解农民对税赋过重的反感。但现实的财政状况还是没有让边区政府施行“仁政”，同年10月，边区政府又增加了一项新税种：公草税，即马料税。事后，毛泽东说：“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
　　2、工商业税。随着边区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税成为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财源之一。
　　工商业税的种类分为：货物税种和营业税种两项，其中货物税又分为：入境税、出境税、过境税、产销税；营业税分为：营业税、临贸税。
　　3、盐税。盐税征收始于1937年，随着边区盐务的发展，盐税成为边区一项重要的财源。1937年至1945年盐税收入统计如下(以券币为单位)：1937年近0.2万元；1938年4.9万余元；1939年2.9万余元；1940年4.4万余元；1941年37.2万余元；1942年48.9万余元；1943年447.1万余元；1944年2457.8万余元；1945年17818.7万余元。
　　4、公盐代金。公盐代金最初不是正式税种，只是临时捐，是让人民帮助政府运盐的劳役。产盐区位于边区的东北边，而出口口岸在边区南边，相距700公里，运输全靠农民做义工。其金额较大，在政府财政收入中有一定地位。公盐代金始征于1941年。
　　5、牲畜买卖税和斗佣。1940年11月，边区财政厅通令：“……凡在边区境内买卖牲畜者，从价按5％向买主征收手续费，粜买杂粮者，按2％向卖主征收斗佣……”。牲畜税是牲畜买卖的一种手续费。征收牲畜价格的5％。斗佣是代买卖粮食者过斗而征收的手续费，一般征收1％到2％。二者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历年收入数额是：1941年45万元；1942年190万元；1943年4728万元；1944年约8000万至1亿万元。
　　6、羊子税。1940年10月，为了解决部队的过冬寒衣问题，边区政府和中共边区党委发出特字第349号训令，决定征收羊子税，基本规定是每年白羊征收羊毛4两，黑羊征收2两，不剪毛的羊羔不征。
　　除了以上六种税捐外，1939年——1940年，边区政府还向商人征收过寒衣代金。1939年征收了10万元，1940年征收了40万元。
　　另外，1940年1月，边区财政厅重新规定了烟土过境税征收办法，基本内容是凡在友区(国民党统治区)税务局纳过税的烟土并有税票者，准许过境。但每两要交2元钱的过境税，越卡者一律没收。
　　此外的税种还有烟酒税、公草税等。
　　
　　三、边区税务稽查缉私主管机构沿革及稽征、缉私法规的制定
　　
　　1941年5月1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十三条阐明，边区“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明确规定了边区纳税人的范围。从1941年起，边区政府先后三次修订货物税、营业税条例，颁布新税法。还制定了相应的各种配套税务行政法规，税种上新增加了商业税，废除了对商人的摊派募捐，并开始贯彻累进原则。
　　在税务机关组织建设上，边区首先着力健全税务缉私机构，成立了边区税务总局，在各地增设分税局，各县税务独立设局，各集市分卡改为税所。并在定边盐场堡设盐务局，统一征收盐税。截至1941年8月，边区共有税局(总局、分局、县局)35个，税所102个，税务人员增至400余人。在扩充了局、所并增加税务人员后，紧接着建立了预算决算制度；报解制度；新税法施行后，还建立了群众密保制度，发动群众协助税收工作。至此，边区的税收最终形成了比较健全的独立税收体系。这一体系一直沿用至新中国成立前后。
　　税务稽查缉私同时担负税务税收与物资管理两项职能，这是当时陕甘宁边区税收的一大特色。税务机关能够配合金融、贸易政策，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也保护边区本土经济的发展，协调出入口货物的关系，起到了稳定边区市场的作用。
　　边区税务稽查缉私工作从税局成立起，一开始是由各地税务机关统一领导进行的。1941年边区税务总局成立武装缉私大队，各分区有缉私分队，分管各地区的缉私工作。1944年初，为统一检查，边区政府将税务稽查缉私工作移交保安处统一领导，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保安处在处理私货时，无形中偏重了政治保卫和违禁物资的没收，忽视了应税货物的缉私，致使边区税收受到较大的损失。1944年7月，边区政府决定税务稽查缉私职能由保卫处再交回税局，再后来因走私猖獗，税务稽查缉私人员很难掌控，1945年春边区政府又将税务稽查缉私工作取消，只留少数验货员，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结束。另外，1943年2月，边区还成立物资局，物资局总局设在延安。各地原贸易局分局、支局相继改为物资分局、支局，也负责查禁走私工作。
　　边区税务稽查缉私法规建设始于1939年。抗战初期，边区政府只有缉查仇货、鸦片的法规，随后也制订了缉查食盐、粮食、纸币等物品的法律法规。同时，边区政府也加强了对税收人员、缉私人员的管理，制定相关法规以规范他们的行为，如1942年10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税务机关没收违禁物品处理办法》、《陕甘宁边区各级税务机关发给缉私奖金办法》等。此外，边区缉私法规的加强还体现在缉私法规的日益具体上，在棉花缉私方面，有《棉花运输及缉私方法》；在鸦片方面，有《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缉私法规的针对性越强，实践可操作性也就越强。边区的税务稽查缉私法律就这样从无到有，不断完善。就目前掌握的史料统计，在抗战期间，边区政府颁布的有关打击偷逃税和缉私的法律法规(含命令、指示信)达到了29件。
　　另外，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之第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以贪污论罪”，第三款“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明确贩卖、运输漏税物品——也即偷逃税款的，以刑法的贪污罪治罪。
　　这些法律法规，对边区民众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保障了财政支出需要，为边区的税收稽征和缉私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
　　
　　二、边区的税务稽查缉私活动
　　
　　(一)边区的走私情况
　　边区各地因地域不同，走私物品有所差别。“绥德以土布出境为主，陇东地区以布匹、纸烟入境及牲畜出境为主，关中以纸烟、瓷器入境为主，三边地区则以布匹、水烟入境走私为主，延安地区的固林、延长纸烟走私入境。”走私主体身份各异。走私者中，有商人，也有群众，还有军队和政府机关。“不仅私商走私，公家也有人走私”。走私货物中，奢侈品走私多，必需品走私少。边区政府曾多次颁布法令，对奢侈品征收高额进口税，有时甚至严禁入境。对必需品和边区不能生产的物品则征税较低，甚至不征税。边区政府税收上的这种倾斜政策，使得走私货物的种类多为奢侈品。走私形式上花样很多。据当时的缉私人员刘树森回忆，“商人为了偷漏税款，用低税率的小百货掩盖迷信品等高税货物”，但总的说，私营商人，大部分采取隐瞒、蒙骗、伪装、夹带、利用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走私，有些则利用驻军、公营商店包庇走私；政府及其它机关，大多利用公务或职务之便(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