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官之尊也，仰之如慕鬼神焉。平等亡，公理晦，而一切惨酷蒙蔽之祸，斯萌芽而浩瀚矣。平之于学会，权乃不重膇于幕友、家� ⑹槔簟⒉钜壑智移饺ǎ狡湟槭轮ǘ选０焓轮ㄈ怨俨僦薰倭睿癫桓腋梢玻
中国之官之尊也，仰之如慕鬼神焉。平等亡，公理晦，而一切惨酷蒙蔽之祸，斯萌芽而浩瀚矣。平之于学会，权乃不重膇于幕友、家丁、书吏、差役之手……且平权，平其议事之权而已。办事之权仍官操之，无官令，民不敢干也，官又无所谓侵权之为虑也。 ②《谭嗣同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39、463页。
换言之，在对不平等做了道德和历史的谴责、为平等原则做了初步的哲学论证以后，谭嗣同事实上找不到在中国迅速实现平等理想的途径。为了达到他所理想的平等境界，谭嗣同偶尔也会爆发出革命的火花，所谓数千年中国政治史乃是乡愿和大盗结合的历史，所谓“原夫生民之初，必无所谓君臣，各各不能相治，于是共举一人以为君。夫曰共举之，亦必可共废之。”②为此可以不惜“流血满地球”，诉诸于暴力革命。正是这些，使他在20世纪末被指责为贯穿20世纪的激进主义的源头。
四
谭嗣同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的源头，一方面是指谭嗣同几乎是最早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来实现社会变革的政治家，而且是最早对中国传统政治和伦理持根本性批评态度的思想家，在他看来三千年来中国的政治就是“乡愿与大盗”的结合，三纲五常必须根本上被推翻。不过他的激进主义品格并不能全部理解为否定性的，仿佛他还只是旧时代的谋反者。实质上，其激进的品格，很大程度是由于其激进的平等主义使然。现代社会如果可以区分为激进和保守，或者如人们习惯的那样区分为左派和右派的话，那么其最重要的标准可能就是对于“平等”的态度。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现代平等观念在其中国之旅的开始，既有许多未能抵达西方平等论精髓之处，又有比西方现代社会起源之时更为激进的地方。譬如，在洛克等西方早期自由主义者的著作中，平等地享有生命、自由的财产权利的“人”只是man，男女平等还在他们的视线之外。而戊戌时代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无一不强调男女平等。事实上，严复、梁启超等在阅读西方早期启蒙主义者的论著的时候，常常批评他们的男性中心主义。不过中国的平等主义的激进性格，很大程度是因为在他们那里平等与现代乌托邦之间构成了连锁的关系。平等成为大规模改造社会的纲领和未来社会的蓝图，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一个最典型的文本。这意味着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工程开始了。“平等”在中国一出场，就被理解成普遍有效的价值原则。对于平等主义者来说，平等不仅是“抗议性理想”（如自由主义所强调的那样），而且是建构性理想，是其理想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而不只是消极的东西。
不过，谭嗣同确实比康有为更激进，一方面固然是前面所说的他反对礼教，根本否定传统的政治制度，初步的肯定了政治平等的原则。他主张“共举一民为君”，意味着所有成年人有平等参与政治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因为谭嗣同的理论有强烈的实践性，或者如张灏所说的“动力主义”（dynamism）和“行动主义”(activism)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88页。。按照其“仁—通”的本体论构想，依靠仁爱的精神力量，维系人我、群己之间的关系，可以构建无差别、无隔阂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谭嗣同将“仁—通”实体化为“心力”，因而在中国近代最早复活了龚自珍的唯意志论，并在这个方向上实现其动力性的追求参见拙著《天命的没落——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研究》（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因此，和用理性规范社会的路径不同，谭嗣同的平等主义理想之实现，更多的要依靠意志和激情。这种非理性主义也使得谭嗣同的思想有强大的实用理性传统的中国，显得颇为激进；恰如其唯意志论在有强大的宿命论传统的中国显得十分异端一样。
从其思想构造的形式而言，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他们用融贯古今中西的态度来建构平等的价值，并不太在意其出处。虽然他们同时也采用古代思想的资源，但是丝毫无意于强调他们只是从“存活到现在的过去”出发，因而与保守主义不同；他们毫不犹豫地“以新知附益旧学”，并不着意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因而与后来的自由主义也不同。结果我们看到了其思想构成的芜杂和理论的混乱。激进的平等主义尚需要时间来提炼他们的思想，或者需要更有力量的理论来满足急待改革的中国社会之期待。而无论康有为对于人生之苦淋漓尽致的描写，还是谭嗣同对于不平等所作的充满个人体验的道德控诉，都让后人看到怨愤及其积累如何可以发酵为追求平等主义的动力。
（责任编辑：周小玲）
The Program of Equalitarianism and Its Deduction:
An Explanation of Book of Great Harmony and Study of Benevolence
Gao Ruiquan
Abstract:Book of Great Harmony was the first program to interpret equalitarianism in China. This book along with Tan Sitong’s Study of Benevolence, which deduced its equalitarian thoughts, has become a classic of modern equalitarianism. There happened a historic leap of the idea of equality since Kang Youwei. His idea of “equality,” based on “the sameness of all human beings,” has turned from absolute metaphysics into a fundamental value and a practical principle. Kang led abstract discussions on equality that was from Confucianism, Buddhism, Daoism and Christian to practical criterions, and transformed the peasantish appeal of “spreading the wealth” to sort of socialist request of economic equality. In the value order of a “Great Harmony” society, the idea of overall equality would not only characterize as universalism, but also be prior to freedom, which indicated their position of equalitarianism. In Study of Benevolence, the idea of equality has evolved in two directions: on the one hand, Tan Sitong improved its philosophical demonstration, which represented the tortuous process how the idea of equality rooted in Chinese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Tan’s practice of equalitarianism was more radical than Kang Youwei, which exerted Kang’s protesting even overturning thoughts, and reinforced it as a typical form of radicalism.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版权声明：因本文均来自于网络，如果有版权方面侵犯,请及时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