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以实质性的平等为理想，康有为拒绝将竞争引入未来社会，因为它将从根本上破坏“大同”的境界。所以，假如需要在自由主义与平均主义两极中做选择的话，康有为无疑会选择平均主义。
　　不过，作为近代中国最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之一，康有为在构造其乌托邦的同时，已经注意到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深刻地洞察到人性的悖论和历史本身的极度复杂性，因而对其平均主义立场做了某种修正：不但承认在大同社会人们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富裕生活，而且认为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人们进行适度、定向的社会竞争：
　　太平之世，农、工、商一切出于公政府，绝无竞争，性根皆平。夫物以竞争而进上，不争则将苟且而退化，如中国一统之世。夫退化则为全世界莫大之害，人将复愚，人既愚矣，则制作皆败而大祸随之，大同不久而复归于乱，此不可不预防也。若导人以争，又虑种于性根而争祸将出，二者交病。且太平之世，农、工、商、学、铁道、邮政、电线、汽船、飞船皆出于公，人皆作工，只有工钱，无甚贫富，则新器亦难销流而新机将息。且其农、工、商、学、铁道、邮政、电线、汽船、飞船亦必不改进而腐败随之，诸事腐败，人将复愚，事将复塞，而大同亦不可久，则复归于乱矣。夫天道不平者也，不平则乱，人道感于祸福，故裁成辅相而力求其平。然至于平时，则平之祸又出矣，补偏救弊，不可不虑患而深防之，此犹太平之深忧也。
　　这里显示出康有为平等主义的困境及其反思：平均主义拒绝竞争，尤其是拒绝经济活动中的自由竞争，结果，最初作为现代性的动力的平等在其完全实现的时候，就转变为消除社会动力的因素。平等如果不与竞争共存，社会就无法进步。因此，康有为设想必须鼓励人们从事艺术、科技和公益性的创造活动，即所谓“竞美”、“竞智”和“奖仁”，鼓励的办法，主要是提高个人的社会声誉，同时也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物质财富为奖励。总之，康有为洞察到平均主义的内在矛盾，其平等主义纲领虽然有平均主义的色彩，却是一种修正了的平均主义。
　三
　　康有为对于那个时代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平等观念的嬗变有巨大的影响。不过在戊戌时期主张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中间，观念倾向依然有所差别。其中，与康有为持有类似激进平等主义的是谭嗣同。
　　谭嗣同虽然只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受康有为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按照梁启超《谭嗣同传》的说法，在了解康有为的主张以后，谭嗣同“自是学识更日益进……闭门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梁启超：《谭嗣同传》，载《谭嗣同全集（附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3页。所谓“衍绎南海之宗旨”意味着，如果说《大同书》是平等主义的第一个纲领的话，那么《仁学》则是对这一纲领的诠释和发挥。不难理解，《仁学》和《大同书》在平等问题上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提出了激进的平等主义的主张。但是，我们可以说明，两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同中之异。
　　关于《仁学》的创作意图，梁启超有一段评论：
　　《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南海之教学者曰：“以求仁为宗旨，以大同为条理，以救中国为下手，以杀身破家为究竟。”《仁学》者，即发挥此语之书也。而烈士者，即实行此语之人也。梁启超：《仁学序》，载《谭嗣同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页。
　　梁启超的序言与我们的阅读经验是相符的：《仁学》绝对不是书斋哲学或经院哲学，作为一本急就章，《仁学》所希望回答的问题太多，既有急迫的民族救亡，又有未来世界的规划蓝图，更有道德理想和终极关怀。由于混合了政治诉求、文化批判、国际战略，乃至神秘经验，《仁学》当然不是一部成熟的哲学著作。但却是试图在哲学的层面使所有这些现实问题获得统一的理解，并指明其实际解决方向的著述。在谭嗣同那里，无论是在玄学的知识中，还是在实践的方式中，“平等”都占据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地位。在平等观念的历史向度看《仁学》与《大同书》的关系，如果《大同书》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平等主义的纲领的话，那么，在《仁学》中我们看到它向两个方向发展：第一，《仁学》更多地表达了为平等诉求作哲学论证的尝试；第二，谭嗣同的平等主义在实践上有比康有为更激进的趋势。
　　《仁学》全书有一纲领《仁学界说》。由于它用大量的条目谈论与平等相关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是谭嗣同平等论的总纲。《仁学界说》劈头就说，“仁以通为第一义”，通则包括中外通、上下通、男女通和人我通，而“通之象为平等”，所以四通包括中外平等、上下平等、男女平等和人我平等。换言之，“仁学”不再是建立在“爱有差等”基础上、包含着“亲亲尊尊”和等级制度的伦理学说，而变成了普遍平等的理论。这里包含了对于儒家伦理的革命性新解释。
　　“平等”是人与人的关系，但是并非纯粹观念中的关系，而是实质性的关系，因而是真实的存在。当谭嗣同说“所以通之具”为以太、电、心力的时候，即意味着以太、电和心力等等可以说是质料。因而“关系”本身即“质料”。而“通”意味着世界的统一性或同一性（“通之义，以‘道通为一’为最浑括”）。 ② ④ ⑤ 《谭嗣同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291-293、316、365页。我们在这里看到与“平等”相关的一系列范畴：通、道、仁、以太、电、心力。所有这些范畴都是谭嗣同用于指称世界第一原理的概念。所以，我们可以推论，谭嗣同试图说明，平等，尤其是人类的普遍平等具有本体论的依据：呈现出差别的现象世界在根本上（道）是统一的。它与古代“人的相同性”理论的差别在于，它没有只局限于将“人的相同性”停留在抽象的思辩的领域，而是说“人的相同性”不但有本体论的依据——承认可以用“道”的统一性来把握——而且指“人的相同性”应该呈现为人类的普遍平等，它表象了道德的理想境界“仁”。
　　从本体论上说，仁是真实永恒的存在，不生不灭，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由此得到推论：“不生与不灭平等，则生与灭平等，生灭与不生不灭亦平等。”“生近于新，灭近于逝；新与逝平等，故过去与未来平等”。仁是绝对的存在，泯灭了一切差别，到达仁就是到达世界统一原理，所以达到仁就应该破对待。破除对待的方法叫“参伍错综其对待，然后平等”。“无对待，然后平等。”“无无，然后平等。”总结起来说：“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矣，通则仁矣。”②作同一性理解的“平等”被当作观念运动的中介，来消除思维中的差别。谭嗣同运用抽象演绎的同时，还借助于代数学的平衡方程式的方法，虽然显得相当粗糙甚至有些不伦不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企图：给平等奠定一个形上学的基础。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