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民均贫富的要求,总是建立在对私有制和小生产的肯定的基础上,均贫富的实质是私有土地的趋平均化,因此它在造反农民的行动中就是分田分地。康有为的经济平等的实质是消灭私有制,太平世人无私家、无私室、无
古代农民“均贫富”的要求,总是建立在对私有制和小生产的肯定的基础上,“均贫富”的实质是私有土地的趋平均化,因此它在造反农民的行动中就是分田分地。康有为的经济平等的实质是消灭私有制,“太平世人无私家、无私室、无私产、无私店”,根本没有私有财产。而它又与大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大生产联系在一起。康有为所面对的现代工业和科技的巨大生产力是古代人无法想象的。
如此激进的经济平等纲领,其实是从家庭革命开始,只要废除婚姻制度,经济平等自然而然就实现了。结果,经济平等乃至整个大同都要从男女平等开始。正如梁启超评论的那样:“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有为谓佛法出家,求脱苦也,不如使其无家可出;谓私有财产为争乱之源,无家族则谁复乐有私产?若夫国家,则又岁家族而消灭者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这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康有为那么重视男女平等的问题。他一开始就注意到女性在政治参与方面的权力诉求,同时注意到教育、人格独立、自由等权利的平等。与论证普遍平等一样,他在论证男女平等时既运用天赋人权的公理,也引用了功利主义的原则:“抑女有害于立国传种,宜解禁变法,升同男子,乃合公理而益人种。”④于是他提出了教育、政治参与、婚姻、社交等全面的平等。而在大同时代,更要废除婚姻制度,这不仅对解放妇女,而且对实现经济平等有其极大的重要性,“欲行农工商之大同则在明男女人权始”。对于康有为而言,解决经济不平等的方法是简单的:“若去民私业,此事甚易,即自去人之家始也。即欲急去国界者,亦自去家始。”天赋人权、男女平等,不再是夫妇关系,而是“岁月交好之和约而已,行之六十年,则全世界之人类皆无家矣。无有夫妇父子之私矣。其有遗产无人可传,其金银什器皆听赠人。若其农田、工厂、商贾,皆归之公,即可至大同之世矣。全世界之人既无家,则去国而至大同易易矣。”⑤
二
我们说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一份平等主义的纲领,不但因为它有非常激进的经济平等观念,要求消除阶级之间的不平等;有非常激进的社会平等观念,要求实现男女之间的完全平等,而且还指它将平等表达为一个强烈的普遍主义的观念。同时又带有了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要求:民族平等。大同要去九界,先要去“国界”,消除由于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而带来的不平等。身处救亡图存困境中的中国人,最迫切的平等诉求之一,就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不过,康有为不是在民族主义的意义上而是在世界主义的意义上要求民族-国家的平等。他相信世界应该有统一、合理的制度与秩序,以保证人们的普遍平等。
我们说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一个平等主义的纲领,最重要的是,从康有为开始,平等观念的古今之变呈现出一个历史性的飞跃。建立在“人的相同性”基础上的古代“平等”观念,具体的理路可能各有不同,但是总体上都走向某种“平等”的形上学,即将“人的相同性”引向超越的层面或道德修养的终极目标,其意义在于改变我们的境界或视域,而不是改变不平等的现实关系。《大同书》依然以“人的相同性”为预设,但是其重点已经不再停留在超越的层面或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和共通性上,而是将“平等”理解为一个基本的价值、实践的指针与行动的规范。换言之,现代平等观念不仅要求改变人们的思想,更要改变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关系。“平等”成为现代人有计划地规范、改造社会的原则,表现出普遍主义的动力。
我们说《大同书》是一个平等主义的纲领,还有一个原因是注意到,赞成“平等”作为基本价值的现代社会中,存在着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不同派别。换言之,康有为的平等观念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主流观念(自由主义)有着值得注意的区别。
对于经典的自由主义而言,平等是作为自由的补充和假设条件,而不是作为对经验事实的一种陈述来思考的,“它要求人只有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竞争中是平等的,而不是在所有的生活领域都平等化”[德]卡尔•曼海姆:《保守主义》,李朝晖等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与自由主义在价值排序中自由优先的方式不同,平等主义可以说是主张平等优先的原则;与自由主义重在保证进入竞争的“机会平等”不同,平等主义重在追求结果的和实质性的平等。后者与平均主义有内在的联系。平均主义追求所有人都同样享有不伴有任何程度不平等条件的平等。政治上,所有人都拥有与他参与政治生活所需要的相等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自由;经济方面,所有人都拥有相等数量的财富,以保证他获得幸福。而自由主义的立场是机会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因为它可以促使个人的行动自由,尤其是促使个人在经济活动中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他们反对平均主义,因为按照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必定需要限制个人自由、特别是个人在经济活动中进取发展的自由。洪秀全似乎是一个极端平均主义者,他设计的“天国”没有丝毫个人自由。康有为的“大同”,则容纳了相当程度的个人自由,包括参与政治的自由、居住和旅行的自由、闲暇与从事创造活动的自由,这些都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有密切的联系。此外,《大同书》还允诺人们在未来世界享有性爱的高度自由。所有这些人们将平等享有的自由都是古代社会未曾梦想过的。但是,无论如何,自由在“大同”世界中只是一个弱主题,平等才是压倒一切的强主题。“大同”可以说是“平等”观念的一种修辞学方式的诠释。我们看到,在大同时代人们甚至不能对于自己的肤色种族特征负责,黑人是应该被改良的人种;妇女们不能自行决定是否生育,堕胎和“懒惰”被法律所禁止;“出家”也不被允许,所以人们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最重要的,大同社会严厉禁止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竞争。康有为说:
人之性也,莫不自私,夫惟自私,故事竞争,此自无始以来已受种然……大同之世,无异类、无异国,皆同体同胞也,竞争者,于异类异国为不得已,于同体同胞为大有害,岂可复播此恶种以散布于全世界哉!夫据乱之世,人尚私争,升平之世,人人各有度量分界,人不加我,我不加人。故大同之世,视人如己,无有畛域,“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当是时也,最恶竞争,亦无有竞争者矣。康有为:《大同书》,第270-271页。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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