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党建设国家的最终成功及其内在逻辑 正如前文所述，帝国体系由于缺乏支撑性的阶级力量而走向崩溃，这就使得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国家依然面临着中心指导力量缺失的关键性问题。孙中山等革命先驱建立起了精
（三）政党建设国家的最终成功及其内在逻辑
正如前文所述，帝国体系由于缺乏支撑性的阶级力量而走向崩溃，这就使得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国家依然面临着中心指导力量缺失的关键性问题。孙中山等革命先驱建立起了精英型政党——国民党和革命性军队，并以政党和军队等核心力量为主导，试图走一条“军政、训政和宪政”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孙中山曾指出：“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他”，“其实我们现在何尝有国？应该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后再去爱之”，“党有力量，可以建国”(①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上），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392-393页。)。客观而言，孙中山先生构想的党建国家方案是很有远见的，也是具有可行性的。但是在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在蒋介石领导下过分推行以军统政、以军控党，使得国民党无法成为一个强大统一的政党。此外，国民党本身存在缺乏有效整合和渗透社会的能力等诸多致命问题，因而也就难以承担建设现代国家的使命和有效解决近代中国以来面临的主权、政权和民族危机。所以，孙中山开创的这条现代国家建设之路走上歧路，遭受多次严重挫折，并最终以失败告终就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
我们认为：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最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中国的国家建设的历史使命最后由政党而非阶级和军队来完成的，这体现为党在国先、以党建国的特殊历史道路。通过强大的政党力量主导国家建设，然后以国家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成长，实现朝着现代文明的整体结构性的转型，这是中国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所在。汤森等人曾指出：“1911年的辛亥革命留下的遗产是一个完全不可信任的政治传统，它并未给它的继任者提供指导原则，而是导致了促使国家进一步分裂的政治真空。…… 然而，真正的权力和权威需要能对国家危机做出可靠反应的精英集团。…… 在需要新的领导和政策的情势下，中国共产党人的威信与他们的竞争者一样好，最终还更好。中国共产党 …… 它是完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代表者，并且是它未来的一个主宰者。”(①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全面开始现代国家建设的努力，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历史也由此开启。在这个历程中，国民党以党建国、以军建国的努力都最终失败了，而中国共产党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他们“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建立了新中国, 开辟了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现代国家建设和发展历程, 并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 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程, 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内在逻辑”(①林尚立：《国家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探索与实践》，《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1期。)。邹谠也曾指出：“20世纪中国政治的一个特征，就是政党及其领袖的决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在一个更长的时期中，比其他国家更直接、更重大、更显而易见。”(①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这实际上强调了政党及其精英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突出重要性和特殊价值所在。
相对于阶级建国和军队建国模式而言，政党建国模式的优势是明显的。对于处于后发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强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由于能够同时满足现代国家建设中“经济与社会对国家权威的需求”和“经济与社会发展之后对国家民主的需求”(①参见林尚立等《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35页。)，从而最终承担起了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使命；而共产党精英集团由于其在政党国家中的特殊地位和功能，也必然就是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核心力量。所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仅是一种意识话语和政治宣示，还是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和制度变迁历程的真实写照”(①杨光斌：《制度变迁的路径及其社会科学价值》，《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6月夏季卷，总第27期。)。这实际上是理解和把握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在逻辑的关键所在。
三、政党国家转型和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深化
可以说，在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政党建设国家模式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境、社会结构和政治精英等多方面因素形成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模式也是对长期以来占据西方主导地位的阶级建国和军队建国模式的一种超越和发展。该模式下形成的国家形态是典型的政党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对国家建设模式进行类型划分并用它来分析和解释中国国家建设的情况，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无疑，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本来应该实现向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双重转型和均衡协调发展的目标。然而由于革命战争的内在逻辑和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特殊处境，中国的国家建设“不同于原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直接以民族作为国家建构的基础，它是由组织严密的政党作为国家建构的基础。因此，古典的国家形态转变的结果不是从文化-国家到民族-国家，而是从文化-国家转变为政党-国家。设定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现代国家的规范形态，那么政党-国家(party-state)就是现代国家的变异形态”(①任剑涛：《政党、民族与国家——中国现代政党-国家形态的历史-理论分析》，《学海》2010年第4期。)。政党-国家在一定时期具有充分的历史合理性，但是“也必须看到它的内在逻辑是把政党变成国家，把国家变成无所不包的‘党国体制’，既泯灭了政党的原始机制——政党的功能高度行政化，政党偏离了政党的角色，又消泯了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国家全面扩张最终吞噬了社会，反过来抽调了国家建设的物质和政治基础，导致国家政权建设的全面困境”(①陈明明主编：《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复旦政治学评论第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页。)。显然，这样的政党国家形态是难以长期维系下去的，而且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市场化、社会利益分化和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政党国家面临的困境和矛盾就更加突出，这些方面集中到一起，都客观上要求政党国家进行适应性的转型。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版权声明：因本文均来自于网络，如果有版权方面侵犯,请及时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