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国家建设模式的选择及其内在逻辑 任何一个有历史的社会，其走向现代国家都不能脱离其自身特殊的历史和国情，这对于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来说更是如此。历史虽然不能完全决定这些国家的现在
二、中国国家建设模式的选择及其内在逻辑
任何一个有历史的社会，其走向现代国家都不能脱离其自身特殊的历史和国情，这对于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来说更是如此。“历史虽然不能完全决定这些国家的现在与未来，但其深层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这种影响往往直接作用于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结构：精神结构、生活结构和治理结构……在任何社会，政治都会对社会发展起作用；但在不同的社会，由于其基础结构不同，这种作用的程度和方式也就不同，因而，也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个社会建设现代国家的基础与逻辑。在中国，这种影响是比较明显的。”(①林尚立等：《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中国从帝国体系迈向现代国家的历程就是在这样的基础和逻辑的指导下进行的。
（一）阶级建设国家存在的先天缺陷
帝制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下的平铺化社会，在这样的文明成长的环境下，国家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及其构成的主体官僚士绅的统治与治理是一个社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重要保障，而统治与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帝国的分合。近代中国面对现代化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传统的官僚精英主导的帝国体系无法超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鸿沟，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而成为一个全面涣散的原子化社会。结果，在孙中山等革命精英的积极推动下，辛亥革命终结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国体系，开启了以民主共和为取向的建设现代国家之路。可以说，中国最终迈向现代国家是以传统的帝国体系的全面崩溃为历史前提的。
由于传统中国社会是在帝国体系下被政治整合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自身缺乏强大的阶级、自组织力量和机制来实现自身的整体整合。因而，这样的社会的组织、运行和有效发展依然对国家、政府和政治精英有着强烈的依赖性。这就决定了传统官僚帝国崩溃以后，新的国家形态难以有效建立起来。所以，“要想在帝国体系的废墟上建设一个全新的现代国家，首要任务就是形成能够担负起这样的历史重任的社会主体力量”(①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
然而，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是一个以士农工商为主体的四民社会，但却是一个平铺化、无阶级的社会。钱穆曾指出：“这一种社会之最大缺点，则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既无世袭贵族，又无工商大资本大企业出现，全社会比较能往平等之路前进。”(①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2页。)梁漱溟认为，“可以说，秦汉以来之中国，单纯从经济上看，其农工生产都不会演绎出对立之阶级来。所可虑者，仍在政治势力之影响于土地分配”(①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这就告诉我们，帝国体系下的社会由于缺乏主导性阶级力量的支撑，也缺乏推动整个社会朝着以民主共和为取向的现代国家转型的阶级结构，因而就必然失去了自我转型的阶级基础和政治能力。“随着王朝的衰落，共同的政治中心和晚期帝国有限的稳定让位于现代斗争形式和阶级冲突。”(①魏斐德：《中华帝制的衰落》，邓军译，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240页。)在面临西方冲击和内部矛盾的情况下就产生了总体性危机，曾经强大无比的帝国体系难以实现有效的转型而走向崩溃就是历史的必然。所以说，传统社会阶级力量的先天缺陷，决定了中国社会采用阶级建设国家模式是行不通的。
（二）军队建设国家的歧路和失败
在阶级建设国家存在先天缺陷的背景下进行现代国家建设，首先建设的就是国家权力核心，以便树立起一个推动社会发展和国家转型的政治权威和轴心力量。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是最后的政权却落入了北洋军阀袁世凯等人手中。袁世凯死后，由于无人具有足够能力来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及政权，各路军阀以省割据导致分裂。据陈志让研究，北洋和南方军阀变成军阀的过程是在义和团之后，中央势力渐趋微弱，地方势力抬头，到清室退位、民国成立时期。由于存在派系的分裂和地区的分裂，这个新兴的军-绅政权不能够统一中国。所以，他认为，“中国近代军阀的军队不是现代国家的军队，军-绅政权也不是现代国家应有的政权”(①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页。)。
事实上，在孙中山进行北伐和蒋介石统一全国的进程中，基于政治合法性价值的行为考量，“普遍地赞成国家统一，使所有军阀的合法性产生了危机，他们陷入了既希望保持其政治独立性，又无法否认国家统一原则的矛盾之中”(①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页。)。虽然最终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
但由于其偏离了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国家建设道路，过分强调以军队为中心建设国家的重要性，使得国民党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强大、统一和有整合力的政党，可以说是走上了一条歧路。王奇生在对1931年以后国民党党治结构的研究中提出：“全代会、中常会和中政会之所以变得无足轻重，人数太多只是一个表面因素，实则党权已为其他力量所侵夺取代。而侵夺党权的力量，不外乎军权与政权，其中主要是军权。”“国民党党治体制的法理序列依然是党→政→军，而实际序列却是军→政→党；名义上是以党统政，以党统军，实际上是以军统政，以军控党。”(①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170页。)易劳逸也认为：“军队是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柱。这一政权的政治机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既没有建立坚实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创造出强有力的自主性……在整个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它们一直被军队的领导和政策需求所笼罩。”(①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王建朗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页。)这就说明了军队在当时建设国家的进程中居于核心的地位。
事实上，军队在国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同蒋介石重军轻党、过分迷恋军权的军治理念是有直接关系的。重军轻党在很大程度上分散甚至取代了他对党治和党机器组织建设的关注。这就会导致政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将整个国家推向政治军事化和社会军事化。这样也导致国民党在群众基础、党义和政治纲领以及组织和动员能力等方面都出现严重的问题，使得国民党政权的支撑力量不是党员和党机器，而是军人和武力；看似独裁强大的国民党最终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与此同时，国民党本身是一个弱意识形态的政党，它在让军队服从党的意识形态和依靠军队将领的意识形态认同去控制军队方面(①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251页。)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果同共产党相比，那更有很大的差距。此外，国民党内部存在的派系斗争、贪污腐败和纪律废弛也严重影响到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这就使得军队难以有效履行领导和推动中国国家建设的历史任务，军队建设国家模式在中国也必然是没有真正出路的。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版权声明：因本文均来自于网络，如果有版权方面侵犯,请及时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