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军队建设国家是在一种组织资源匮乏、国家治理相对失效情况下的一种特殊的应对措施，军队力量对国家和人民所特有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对暴力资源的有效控制都使得这种应对措施可以成为现实。尽管军
从某种意义上讲，军队建设国家是在一种组织资源匮乏、国家治理相对失效情况下的一种特殊的应对措施，军队力量对国家和人民所特有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对暴力资源的有效控制都使得这种应对措施可以成为现实。尽管军队不是常态化的主导或支撑国家建设的力量，但在某些特别时期却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力量。在观察第三世界的国家建设历程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许多传统国家的转型情况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军队建国模式具有一定普遍性和解释力度。 （三）政党建设国家模式
这一模式认为，作为一种轴心力量和现代国家基本要素的政党对国家建设具有直接决定性意义和作用。“从国家与社会组织来说，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有一个支撑的力量存在……缺乏了基本支撑力，任何社会都无法实现自我转换，其结果只能是自行崩溃。”(①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这一逻辑对于一个传统国家转型为现代国家而言同样如此。在政党建设国家（简称党建国家）模式中，政党先于现代国家而存在，在面对传统国家的严重治理困境或总体性危机时，政党可以凭借其高度组织化的力量取代传统社会的官僚制，通过其强大的组织网络去动员整个社会，建设一个以政党为轴心的现代国家。
必须看到，党建国家模式中建立的国家虽然具备了集权化、渗透性、组织性等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但由于政党在国家大厦中的轴心地位及其对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对资源的过度垄断，导致这国家本质上是一个政党国家。这种国家建设模式的逻辑是：党在国先、以党建国、国家政党化、以党治国、党国同构、党国一体。因而在其运行过程中就面临着政党全能化和国家制度僵化、精英治理和政治制度化的冲突等一系列结构性矛盾，使政党国家进一步的转型面临诸多障碍。
可以说，该模式主要适用于20世纪以来的后发展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例，布尔什维克党采用“党的干部委任制、政委制、对口管理制，把军队、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了比俄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强大的国家组织体系即政党——国家体制，从而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国家行政组织”(①杨光斌：《制度变迁的路径及其社会科学价值》，《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6月夏季卷，总第27期。)。由此可见，正是一个具有高度整合和动员能力的列宁主义政党的出现，使得风雨飘摇中的沙皇俄国被有效地重新组织了起来，俄国也最终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工业国家。在这一国家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政党无疑是轴心力量，它为沙皇俄国转型为一个现代政党国家提供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有效的意识形态和具有高度整合能力的组织网络。可以说，没有一个坚强有效的政党（特别是列宁主义政党），一个具有现代性取向和特征的国家就难以被缔造出来。这是我们分析政党建设国家模式时必须注意到的基本事实。
（四）三种模式的比较分析
在厘清三种国家建设模式内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简要的比较：一方面，这三种模式最明显、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推动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不同，主导力量的不同导致最终建设的国家形态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在阶级建国模式中，不论是资产阶级（如英国）还是官僚阶级（如德国），它们都是这些社会中的主导性阶级力量，掌握着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资源，而且具有推动现代国家建设的强烈意愿和能力。在军队建国模式中，军人集团在传统国家秩序混乱、治理失效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承担起建设新国家和新秩序的时代任务。在政党建国模式中，政党无疑是居于轴心地位的政治主体，政党凭借其在价值、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强势力量，将传统国家改造为政党国家，也具备了许多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每一种模式在具有某些共性的同时，都蕴含着自身独特的政治逻辑。阶级建国模式的内在逻辑就是：在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中各种新旧阶级力量之间的互动和一定的阶级结构会对国家建设产生决定性意义。这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社会阶级成长和阶级结构变迁同现代国家建设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关系。军队建设国家模式本质上是发展中国家对特殊的国家发展道路的一种体制性选择，这就意味着“军人政权的成因与特征不应或者说主要不应从军队内部的结构规则来寻找，而应从军人政权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去寻找”(①陈明明：《所有的子弹都有归宿：发展中国家军人政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0页。)。而政党建设国家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在一些平铺化的社会面临崩溃和转型危机情境下的必然选择，政党因其特有的组织、动员和整合能力以及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而承担起了推动国家转型的历史使命。
可以看到，这三种模式是在对世界众多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梳理的基础上进行的概括，因而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一定的适用性。当然，每一种模式因其自身的特殊逻辑而分别适用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政治情境下的国家。例如，阶级建国模式在一个新兴阶级力量薄弱、平铺化和缺乏轴心力量的社会往往是不适用的；军队建国模式在一个阶级力量发展比较成熟和社会结构比较分化的社会也是难以实行的；政党建国模式在缺乏集权统治和强大政党领导的社会也是无法想象的。不过，笔者也承认，这三种模式并不能解释国家建设所有可能的情况，肯定还有其它模式如通过宗教力量建国的情况。本文提出的三种模式只是在具有典型意义和相对普遍有效解释性的情况下才具有模式的价值。
另外，阶级、军队和政党这三种力量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对三种模式的界定主要考虑的是居主导性地位和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力量。事实上，任何国家的形成过程都不是单一因素在起作用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实际上涉及到“历史合力论”的命题。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以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国家为例，“枪杆子里出政权”这种说法本身就表明了军队、政党和国家之间存在的密切而直接的关系，即中国共产党是在依靠军队力量和军事斗争的基础上最终建立起新中国的。回顾历史，三湾改编中的“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解决了党直接掌握士兵群众的重大问题；古田会议则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制度和措施。这就是说，“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就表明了政党牢牢控制着军队，是政党力量而非军队是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的轴心力量。因此，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国家建设模式是党建国家模式而非军队建国模式。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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