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Z市社会稳定问题的演变脉络，可以预见到，在经历进入WTO以后2003年至2008年与社会稳定问题相关的新政策频出的阶段以后，Z市的主要社会稳定问题会进一步向3类问题和4类问题转型。征地问题、劳资纠纷问题等既有
根据Z市社会稳定问题的演变脉络，可以预见到，在经历进入WTO以后2003年至2008年与社会稳定问题相关的新政策频出的阶段以后，Z市的主要社会稳定问题会进一步向3类问题和4类问题转型。征地问题、劳资纠纷问题等既有问题也会随着政策稳定程度的提高和目标人群的分化而转型为其他类型的社会问题。
从与社会稳定问题有关的群体来看，随着社会分化定型和利益主体多元化，像90年代后期那样规模庞大、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下岗工人群体的情况再出现的可能性大大减小，而是围绕某项权益或是阶层内因利益分配机制再细分而形成的亚群体。
四、指标体系设计
在确定指标权重时，使用较多的是德尔斐法（Delphi Method），阎耀军设计的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就采用了这一方法，由国内社会学专家进行评分（注：阎耀军：《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版，第165-176页。)。此外，极值－均值法、世界通行标准法、文献综述法也是常用的方法。
从实际操作来看，社会预警指标体系设计存在以下难点：
1.预警的层次：由于社会指标主要用以解释社会过程，不易精确地进行预警，已有研究均以宏观层面的预警为主。由于绝大部分社会稳定问题都发生在基层，也是地方政府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有必要探讨社会预警研究是否能够与之对接。
2.指标定义的问题：名义指标和实际指标之间的关系，也需要重视。例如，表明社会治安控制的资源配置情况的每万人警力配置是一项重要指标，但目前警力配置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在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存在倒挂的地方，警力配置和常住人口是不匹配的。Z市的解决办法是各行政村招聘数量不等的治保员，调研中招聘治保员人数最多的一个行政村多达近300名，实际起到了补充警力配置的作用。如果指标中不能反映这一情况，指标体系的结果可能会出现失真。
3.主观指标的问题：社会心理维度的测评注重时效性，不便于进行历史数据比对；而且，价值领域和社会稳定问题的关系较难定论。
4.逆向指标的问题：在地方政府以1995年中共中央组织部《试行标准》为主要参考依据的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中，除了个别“一票否决”的指标除外，侧重经济发展，对逆向指标的考察较少。比如，以经济发展为正向指标，以社会治安状况为逆向指标，难以断定两者是否存在负相关关系，但一经设定，两类指标即存在负相关关系。
5.指标之间的独立性：比如GDP增速、民生投入占GDP比重均设为正向指标，但在近年来地方政府的施政过程中，两者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
为了较好地发挥作用，建议以区域作为社会预警的层级。这里说的区域是以地级市为基础，以区域地理单元为目标。比如说，在长三角若干个地级市建立与五年规划对应的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经过运行和调试，5-10年内形成符合区域特点、区域内各地级市可通用的社会预警指标体系（见表2）。需要说明的是，在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的设计中，对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问题的逆向指标的设立和指标权重的确定，需要慎重。对地方政府官员来说，这些指标具有一定的压力，比如刑事案件破案率、每万人警力配置、非户籍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属地化义务教育比例等，往往是地方政府不对外公布的数据，一旦设立，有可能导致两个后果：一是设立指标和确定指标权重时，受到人为干扰；二是有关部门在逆向指标上虚报数据。
五、信息系统
收集、校验和汇总各项与社会预警有关的指标数据的信息系统，是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的基础，关系到社会预警指标体系能否发挥预警功能。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信息系统缺乏整合，是相关信息系统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Z市为例，一共有三个常规的人口信息收集系统：（1）公安局主管的流动人口暂住证登记制度；（2）计生委主管的流动人口统计；（3）政法委直属的综治办的流动人口信息系统。针对突发事件也有三个信息收集系统：（1）社会治安评估系统：由Z市公安局和某大学合作研发，对公检法资源和能力、刑事犯罪案件、社会治安各方面进行信息汇总和评估；（2）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由Z市公安局网络科和某信息公司合作研发，监督网络舆情，未来将接入省级网络舆情监测平台；（3）非正式的治保员信息系统：各行政村设有多名治保员，出现社会稳定问题苗头时向上汇报至镇政府。
以Z市现有的信息系统来说，偏重配合临时性的前置干预和现场干预，而非制度性的前置干预。以对流动人口的统计数据为例，公安、计生、流管办等部门的统计标准和统计方式各有不同，结果不一致，最终由统计局核定形成的数据，在政府内部也是缺乏公信力的。卫生局统计的数据中，近年来流动人口在Z市医院分娩的新生儿年度总数超出户籍人口新生儿近一半，但统计数据中流动人口总数仅相当于本地户籍人口总数的2/3，两个数据对不上，也和教育系统统计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人数对不上。
这对主要社会稳定问题的预警研究形成了阻碍。比如，建筑工人停工和械斗是近年来Z市较突出的社会稳定问题之一，主要来自外省，有的械斗具有区域联动的特点，附近城市的建筑工人被拉过来参与械斗。但是，这些建筑工人的人口学统计资料几乎是空白。究其原因，建筑工人流动性强，随着建筑项目的周期流动，多数住在工地，其信息是“以房管人”为主导方向的暂住证登记制度难以收集的。再加上建筑工程转包多为私下交易，没有备案，一旦发生冲突，无从获得信息，不易控制。
信息系统覆盖面不足，是另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信息收集制度之一是始于康熙朝、盛于雍正朝的密折制度，建立了非正式的、直接深入基层的信息系统。除了笼络官员、丰富信息来源以供信息比对的作用之外，尤其重视收集民生攸关的信息。此类信息主要有三，一为民众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供应，如米、盐等的价格和供应情况；一为民众对地方大案要案的看法；一是赈灾方面的情况。可以说，对民众生活水平和价值观倾向的评估，是密折制度收集信息的重点（注：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175页。)。
当下建立覆盖常住人口的信息系统的难题，在于现阶段社会分化造成了信息系统的断裂，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总体性使得阶层分化中具有断裂的特点（注：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277页。)。以Z市为例，流动人口流入就业时，分化为两个市场：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前者为具有经营管理才能或技术的高素质人才，也就是所谓的“人脑”；后者是从事简单重复劳动的农民工，也就是“人手”。这一分化导致在针对外来人口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上也出现了断裂，社会管理以农民工为参照群体（focus group），强调社会控制；社会服务以高素质人才为参照群体，正在逐步纳入均等化服务的覆盖面。这从体制上就导致了流动人口主体和精英层的断裂，难以在流动人口内部建立完整的信息收集系统。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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