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喻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杨善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北京 100871）
近年来，随着河北省定州市征地引发群体性事件（2005年）、福建省厦门市PX项目群体性事件（2007年）、贵州省瓮安县群体性事件（2008年）、重庆市出租车罢运群体性事件（2008）、广东省南海市汽车工人罢工群体性事件（2010年）等在国内公共舆论领域引发较大争论和传播效应，以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为主要关切的社会稳定问题已经成为从党政机关到公众的敏感话题之一。如何对社会稳定问题进行有效的预测，为前置干预、现场干预提供参考依据，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实践意义。
学术界对此早有回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预警研究是社会学应用研究长期关注的领域之一。国内学者对社会预警的机制提出了不同视角的分析和探讨，在实证方面也提出了社会预警指标体系设计的构思，还有学者对政府“维稳”机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在笔者2009年参与华南Z市社会预警课题的研究过程中，进行了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实地调研。在实地调研和分析讨论的过程中，遇到了社会稳定问题预警研究中一些需要厘清的问题。笔者试图从实地案例入手，分析社会稳定问题的形成和演变，意图对“社会稳定问题的问题域”这一问题进行回应，同时也对社会预警指标体系设计和相应的信息系统的构建存在的一些难点作一探讨。
一、社会预警研究回顾
国际社会预警研究中，早期的著名范例是罗马俱乐部对人类未来的研究，也被称为“悲观派”社会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领域影响最大的是贝克（Ulrish Beck）、吉登斯(Giddens)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对应他所说的“第二现代”而言的，主旨在于说明从古典工业化社会的财富分配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风险分配的转型。现代工业社会跨越传统社会边界的技术风险，使得人类社会所处的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导致了全球日渐成为风险社会。而知识领域对风险的多样性认识，使处理“二手的非经验”（second-hand non-experience）的社会公众难以对风险形成共识，甚至包含了“替罪羊社会”（scapegoat society）的危险倾向（注：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2、85-91页。)。吉登斯更强调制度性风险，在现代性全球体系中，世界民族国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世界军事秩序等制度性支柱都可能带来后果严重的风险，而且难以预测，可以影响到每一个个体。在这一处境下，出现了风险的个人化，个体作出的选择都与风险相关联，而个体对风险的理解又是独特的。个体对诸如核泄漏这样的后果风险的恐惧，以及虽然更加信任专家系统但又存在个人化的质疑的倾向，使得个体在对风险的认知上遭遇困境（注：吉登斯：《现代性自我认同》，赵旭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3-166页。)。
在国际实证研究领域中，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经合组织（OECD）国家、苏联等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社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如联合国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SSPS)、T.B.奥西波夫社会指标评价体系等。2001年，联合国统计署和统计委员会对最基本国家社会指标数据(MNDS)、国际发展目标(IDG)、共同国家评价(CCA)、普及基本社会服务(BSSA)、千年发展目标(MDG)和可持续发展指标(CSD)体系所涉及的全部指标进行筛选和整合，最终提出3级123项指标。
国内开展社会预警理论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宋林飞、肖飞、牛文元、邓伟志、童星等。宋林飞强调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稳定问题，提出在收入分化、财富分配、职业有无三个方面非均衡性加强的中国社会，通过社会预警，有助于形成改革过程中社会可承受的适度社会成本（注：③ ⑥宋林飞：《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的设计与运行》，《东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牛文元、叶文虎以“社会燃烧”理论来说明社会预警的建构过程，为社会预警提出了新的思路（注：牛文元、叶文虎：《全面构建中国社会稳定预警系统》，《中国发展》2003年第4期。）。童星、张海波对公共管理理论和社会预警理论进行整合，认为可以将社会风险管理的思路引入社会预警中来（注：童星、张海波：《群体性突发事件及其治理——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下的再考量》，《学术界》2008年第2期。）。
国内学者也开展过一系列实证性社会预警研究。宋林飞提出由收入稳定性、贫富分化、失业、通货膨胀、腐败、社会治安、突发事件7大类40个指标构成的“社会风险监测与报警指标体系”⑥。邓伟志提出了由经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4大类17个指标构成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邓伟志：《关于社会风险预警机制问题的思考》，《社会科学》2003年第7期。）。阎耀军提出了实证性社会预警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6大子系统12个特征模块55个指标组成的社会稳定指标体系（注：阎耀军：《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版，第178-210页。)。朱庆芳提出了包括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秩序、社会稳定6个子系统38个重要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以反映物质生活质量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经济的和谐度（注：朱庆芳：《从指标体系看构建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改革纵横》2006年第2期。）。
二、社会稳定问题的问题域：微观层面上的形成
要确定社会稳定问题的问题域，需要确定社会稳定问题的判断标准和类型，这就需要从社会稳定问题的形成过程入手。已有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发生学意义上的研究，强调社会稳定问题宏观层面的源头主要来自社会转型、贫富分化、失业、腐败等因素，但较少从微观层面分析社会稳定问题的形成。
Z市因征用土地引发社会稳定问题的过程，可以从微观层面上说明社会稳定问题的形成路径。20世纪80年代以来，Z市的征地问题曾多次引发群体性事件，是较为棘手的社会稳定问题之一,金融危机以来因征地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仍有发生。
Z市土地问题的情况可以说是错综复杂，从土地补偿和群体的不同角度划分，共有七种情况。就土地补偿来说，有以下四种情况：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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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稳定问题预警研究初探
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喻东 杨善华 发表于：2011-07-18 10:59 点击：次
【关健词】社会稳定问题；问题域；社会预警指标体系
以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为关切的社会稳定问题，在微观层面上因为政策过程不完整、政策导致的利益分配差异化而形成，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问题的问题域。户籍、政策稳定程度是政府界定问题域的基本维度，前者限定了与社会稳定问题密切相关的公共品提供的范围和程度；后者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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