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稳定问题的分类和演变 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和维达夫斯基在《风险文化》中将风险关注的领域划分为三类：（1）社会政治风险：来自内部异常人员或外部军事敌人对社会结构的风险；（2）经济风险：对经济
三、社会稳定问题的分类和演变
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和维达夫斯基在《风险文化》中将风险关注的领域划分为三类：（1）社会政治风险：来自内部异常人员或外部军事敌人对社会结构的风险；（2）经济风险：对经济的威胁，或经济运行失误的风险；（3）自然风险：对自然和人体的生态威胁，即“技术带来的风险”。 （注：转引自拉什《风险文化》，载芭芭拉•亚当、乌尔里希•贝克、约斯特•房龙主编《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赵延东、马缨等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72-73页。)上述分类方法是以社会群体对风险进行关注或“选择”为基准的。按照贝克对工业化晚期财富分配向风险转型的说法，处于工业化过程和全球化过程的中国，既可能出现因为工业化财富分配带来的社会冲突，也可能发生现代社会生态环境风险引发的冲突，比如厦门、成都因PX项目事件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国内相关研究中，于建嵘提出了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分类方法：（1）维权抗争；（2）社会纠纷；（3）有组织犯罪；（4）社会泄愤事件（注：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48页。)。王学辉对群体性事件提出了6种分类角度：（1）按成因分为内生型和外生型群体性事件；（2）根据人数规模和社会影响分为小规模、较大规模、大规模和超大规模群发性事件；（3）根据政治目的和结果分为政治性、非政治性群发性事件；（4）根据发生地不同分为农村群发性事件和城市群发性事件；（5）根据参与主体的结构和态度，分为同质性、异质性与混合型的群发性事件；（6）根据群发性事件的复杂程度、性质和控制可能性等综合指标，划分为结构良好、结构不良好群发性事件（注：王学辉等：《群发性事件防范机制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31页。)。
显然，由经济风险、自然风险引发的突发事件，其实并不属于社会稳定问题。也就是说，这一部分产生的稳定问题，其实处在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之间，它只是特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诉求的一种表达，通过利益格局的调整，最终不会影响到政治稳定，甚至还有可能促进经济稳定（注：晋军等：《维稳新思路：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南方周末》2010 年4 月15 日。）。
综合目前国内社会预警研究的成果，可以看到，一个问题是不是社会稳定问题，主要由学术界、政府部门来界定。也就是说，一方面是根据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总结的社会发展规律界定的，如前述社会预警研究对问题源的界定；另一方面是由政府界定的，比如2000年公安部定义的“群体性治安事件”，在2004年被中共中央办公厅定为“群体性事件”。前者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进行界定，后者是从政府的角度进行界定，在社会稳定的问题域上存在着交叉和分离。但是，总地来说，在当下语境中，社会预警实证研究受到政策研究范式影响较大，问题域更多是主要由政府部门界定，而且通常来说是事后应急性的处理方式（注：胡鞍钢、王磊：《社会转型风险的衡量方法与经验研究》，《管理世界》2006年第6期。）。
国内语境中，政府是风险选择的主体，当政府将群体性事件界定为威胁安定团结局面时，经济风险、自然风险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可能被升级为具有社会政治风险的事件。探讨Z市存在的社会稳定问题时，可以看出，其问题域是与政府的界定密不可分的。政府确定是否将这些问题纳入社会稳定问题范畴时，主要是从两个维度出发：
1、户口：按照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的区分，限定了与社会稳定问题密切相关的公共品提供的范围和程度；
2、政策稳定性：既有政策和现有政策之间的延续稳定程度，限定了既有社会稳定问题和现有社会稳定问题的性质和范围。政策稳定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原来的社会稳定问题还是不是现在的社会稳定问题，也决定了新的社会稳定问题会不会被纳入由政府限定的问题域。
以劳资关系问题为例，80年代中后期Z市开始大规模工业化的时候，这方面较少引发社会稳定问题，而且工人大多数又非本地户籍，故而地方政府关注较少，长期以来不将其视为社会稳定问题。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因为民营企业倒闭引发了作为群体性事件的第一次劳资纠纷，开始进入地方政府视野，但仍不被视为重要的社会稳定问题。随着外来常住人口的急增，以及2003年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民工荒”后汇率变动、农民工工资上涨周期、新《劳动合同法》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发，加之常住人口的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地方政府就将其纳入了社会稳定问题的范畴，并出台相关政策举措应对。其中，新《劳动合同法》在短时期内带来了政策法规的大幅度变动，加之《劳动仲裁法》的实施，使得以往不认为是问题的加班费追偿成为劳资纠纷的导火索之一，这也导致了劳资关系更为紧张，进而引发省高院紧急出台司法解释对相关政策再作调整。
根据调研中Z市政府部门和受访对象普遍反映近年来的主要社会稳定问题，我们按照上述两个维度划分，可以看到Z市的社会稳定问题的问题域（见表1）：
上述这些社会稳定问题最早出现的时间为80年代后期，我们以1988年为基点，通过下图来说明Z市社会稳定问题的出现时间和在不同时期里的代表性程度
（注：表中对“代表性程度”进行了赋值，来自课题组讨论的结果。赋值在0.01-0.29区间，是局部的社会稳定问题；赋值在0.30-0.59区间，是重要的社会稳定问题，但还不是全局性的社会稳定问题；赋值在0.60-1.00区间，是全局性的、最主要的社会稳定问题。）
从上页图1可以看出，从1988年到2008年的20年间，Z市的社会稳定问题在问题域上有以下主要变化：原来最突出的是政策稳定程度较低且是本地户籍人口的1类问题，已经向现阶段最突出的政策稳定程度较低且是外地户籍人口的2类问题转型。与此同时，政策稳定程度较高且是本地户籍人口的3类问题（如医患问题、律师问题）正在成为重要的社会稳定问题。
从二十年来Z市社会稳定问题出现和演变的历史来看，作为人均GDP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1970年美元换算已超过3000美元的城市，社会稳定问题已经从国内普遍存在的征地问题这样的政府－本地户籍人口民间利益格局问题，转型为政府与包括外来人口的常住人口之间的关系格局问题，具有越来越显著的公共品提供和利益格局调整的色彩。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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