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随着国家工业化计划的实施，全党、全国就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出现了分歧，发生了争论。1955年7月底、8月初，毛泽东在全国各� ⑹小⒆灾吻澄榧腔嵋樯希髁恕豆赜谂┮岛献骰侍狻返谋ǜ妫训衬谝
可是，随着国家工业化计划的实施，全党、全国就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出现了分歧，发生了争论。1955年7月底、8月初，毛泽东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把党内以邓子恢为代表的主张合作化应慢一些、稳一些的意见，斥为“小脚女人”，严加批判。对于如何实现国家工业化，也即关系我国发展基本道路的这场争论，毛泽东总结说：“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经验，鼓舞着我国人民，它使得我国人民对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可是，就在这个国际经验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不赞成我党中央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而这种方针，曾经在苏联证明是正确的”（注：①② ③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1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年版，第249、248、252页。)。毛泽东接着说：“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必然碰到年年增长的商品粮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在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②对于这场争论，毛泽东下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语：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③。于是，全党、全国都大批特批“小脚女人”的右倾错误，掀起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全国农村，除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全都从单干户、互助组、初级社，连跳三级，进入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全国农村又更上一层楼，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与苏联相比较，斯大林是在1929年，也即苏联建国第12个年头的时候，实施农业全盘集体化；大约用5年的时间，实现了全盘集体化。毛泽东是在1955年，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第6个年头，就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只用1年功夫，全国农村进入了完全的社会主义。俄国从15世纪开始，土地公有、定期重分的农村公社，就几乎占据了全国农村的统治地位。进入19世纪，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农村公社开始解体，特别是20世纪初的斯托雷平改革，捣毁了传统的村社土地公有制，加速农村资产阶级的成长。但是不管怎样，俄国农民都有着某种土地公有的历史传统情结。而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就是小块土地私人占有。中国农民有着特有的对个人占有小块土地的渴望和眷恋。所以，中国的土地改革叫做“土地还家”；在分给农民土地的同时，还发给农民以土地证——农民拥有这份土地的有效法律证书。为了把农民固定在集体农庄里，缴纳“贡税”，斯大林收缴了农民的身份证。“文化大革命”前，中国没有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不过毛泽东时代绵密的计划经济、户籍制度、粮食和各种生活用品的凭票证供应制度，足以把农民固定得寸步难移。为了实现赶超式的发展，毛泽东虽然没有正式提出“贡税论”，但同样是以剥夺农民为代价，就连剥夺农民的话语体系，也和斯大林没有什么区别，而某些作法甚至超过了斯大林。
全国农村进入了社会主义之后，农民的生活怎样呢？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王观澜，到江苏、浙江两省农村做调查研究。1956年6月12日，王观澜关于江、浙两省农村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浙江临海县的农民，劳动一年，扣除农业税、生产成本之后，每人可得原粮454斤，折合人民币31元8角，每月可得2元6角5分。1955年副业、土特产产值只占总产值的30%，并有下降趋势。农民，包括副业在内的收入，每月也只有4元多。”江、浙两省的农村，是全国的富庶地区，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农民收入反而大大下降，遑论全国其他地区的农民生活了。此外，国家还利用价格垄断，扩大剪刀差。1975年8月5日，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食盐价格的城乡差别：在山西省，太原市食盐每市斤1角1分，林县1角3分，昔阳县皋落大队1角6分，有的地方1角8分（注：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页。)。60-70年代，稻谷收购价是1角2分左右，一双塑料凉鞋是4元5角左右——一双塑料凉鞋的价钱，差不多是40斤稻谷的代价。
1955年以后，毛泽东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曾多次批评斯大林对农民的政策是“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但是，毛泽东绝不改变赶超式发展战略，直到1964年底，仍坚持“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注：毛泽东：《对政府工作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964年2月13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页。)。当听到关于农民生活太苦的汇报时，就批评别人是右倾，说：就个人利益而言，原则是“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略有增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他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注：④ ⑤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4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版，第534、615页
）。面对中国社会新的不公平的现实，毛泽东想采取平均主义的办法来达到社会公平，那是无法实现的空想。1958年，毛泽东在“三面红旗”下，让农民和农村“穷过渡”、“急过渡”到共产主义。1959年，国家又根据“放卫星”预测的产量征购粮食，国家征购量高达当年粮食总产量的39.6%⑤。再加上种种其他人为的因素，全国发生大饥荒，以至二、三千万人因饥饿而非正常死亡，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历史上也罕见的人吃人的惨状。70年代后期，有些地区人民公社社员，劳动一天只有几分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状况，也并非个案。至于“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就毋需赘述了。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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