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赶超式发展，是以剥夺农民、牺牲农民的利益为前题而实施的。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实行粮食征收制，因情况特殊，另作别论。这里，仅从斯大林的国家工业化方针说起。 像苏联这样的基本上是农民的国家，实现国家
苏联的赶超式发展，是以剥夺农民、牺牲农民的利益为前题而实施的。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实行粮食征收制，因情况特殊，另作别论。这里，仅从斯大林的国家工业化方针说起。
像苏联这样的基本上是农民的国家，实现国家工业化，关键是如何解决资金积累问题，也即实现国家工业化所必须的资金的原始积累，怎样解决？关于工业化的资金积累问题，斯大林说：“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通常主要是靠掠夺其他国家，靠掠夺殖民地和战败国，或者靠借多少带有奴役性的巨额外债”（注：①②《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39-140页。)。
斯大林要求：苏联工业化的资金积累，不借外债，专靠自己，凭藉国内力量。那么，能提供资金积累的“国内力量”在哪里？又怎么“靠”法呢？原来，斯大林依靠的内部积累泉源主要是农民。斯大林说：“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这是第二。这是为了发展为全国（包括农民在内）服务的工业而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这是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是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②斯大林反复强调：反对向农民征收这种类似“贡税”的超额税，即为了工业化而征收的额外税，“是违反国家工业化的利益的，因而也是违反我们国家的利益的”（注：斯大林：《论工农结合和国营农场》，载《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5页。)。
农民是小私有者、小生产者，人数众多，如汪洋大海，但是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马克思对农民作了这样形象的比喻：农民“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页。)。虽然马克思说的是19世纪中期的法国农民，不过也完全适合于20世纪20-30年代的苏联农民。怎样使农民为国家工业化缴纳贡税呢？斯大林的作法是农业全盘集体化，即：通过行政命令，强迫农民立即加入集体农庄。前文提到，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旦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将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的办法，把小农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合作社的占有，但绝不使用暴力。斯大林为了强迫农民为国家工业化缴纳贡税，对待小农正好反其道而行之。从1929—1933年的不足五年的时间里，斯大林通过行政命令，强迫全国农民统统加入集体农庄。实现了全盘集体化之后，从1933年开始，对全国集体农庄实行由国家行政立法保障的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封闭全国粮食市场。国家规定的义务交售额，包括农庄交给国家的数额和支付给国营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两项合计，在丰收的1937年占谷物收获量的26%，在歉收的1939年占34%。在畜产品中，1935—1937年，上缴的肉类和动物油占总产量的68%，牛奶占45%，羊毛占53%。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谷物只等于生产成本的13.2%，土豆只等于7.5%，牛羊肉只等于5%（注：参见徐天新《如何看待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及其后果？》，载陆南泉等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56页。)。这样，斯大林就顺利地让农民缴纳“贡税”，满足了国家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需要。全盘集体化前，1927—1928年度，国家派遣3万名粮食征购队员，采用超经济的非常措施，甚至翻箱倒柜地搜查，也只“收购”到5亿普特左右的商品粮。全盘集体化后，实行义务交售制，不必再派粮食征购队了，全国粮食总产量大幅度下滑，1933年国家得到11.3亿普特商品粮。
尽可能地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是国家通过垄断对农民的又一层剥夺。实行义务交售制后，国家规定每公斤小麦的收购价格是3.2—9.4戈比（辅币单位，100戈比等于1卢布）；每公斤面粉的零售价格凭购粮卡的标准价格是35—60戈比，不凭购粮卡的商业价格是4—5卢布。1935年1月1日起，苏联政府废除了面包和其他食品配给制，以及凭购粮卡购买粮食的制度，标准价格和商业价格并存的价格双轨制也随之取消。此后，国家规定统一的固定牌价每公斤面粉是3.4卢布，比小麦的收购价格高30—40倍。集体农庄就是根据国家规定的这个价格，交售常年粮食总收获量的30%，以及近60%的畜产品。
为了让农民老老实实地缴纳“贡税”，国家不发给农民身份证，农民被牢牢地固定在已设定的集体农庄里，不能挪窝。农民遭到如此残酷的剥夺，处境十分悲惨。20世纪30-40年代，苏联几次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每次大饥荒都是饿殍遍野，这样的惨状是沙皇俄国时期也未曾发生过的。被称做“理发师”的农妇，不忍心听挨饿的孩子的啼哭，用剪刀剪下尚未成熟的谷穗，带回家熬粥，因为收获打下的粮食将被全部送往粮食收购站。还有的饥饿农民把粮食揣在衣兜里带回家，称做“衣兜现象”。1932年8月7日，根据斯大林亲自提出的草案，苏联作出《关于保护财产、保护集体农庄的国有企业和合作社及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决定，规定“对盗窃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财产的人，处以最高刑罚——枪毙，并将其一切财产充公；对情节不严重者，剥夺自由十年以上，财产充公。”该决定还规定：“不得对这类案件进行赦免。”（注：转引自徐天新《如何看待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及其后果？》，载《苏联真相》，第260页。)1933年的头5个月，全国共有54645人因这类“案件”被判刑，其中2210人被判处死刑；其残酷和不人道的程度，连主持“审判”的法官们都声明“难以举手”（注：参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斯大林研究》第2期（1993年），第89页。)。1932—1933年大饥荒，仅乌克兰就饿死350—400万农民。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乌拉尔副全权代表图奇科夫，1933年5月14日向局长亚戈达报告：“瓦尔年区‘十月的道路’集体农庄有人吃尸体。由于虚弱和浮肿，庄员们不出工。沙德林斯克区谷物国营农场的田地里，近3天聚集了来自邻区的一群采集饲料代食品的农民，发现有强烈的反苏维埃情绪，已采取措施取缔这些人群并逮捕反苏维埃分子。”（注：《图奇科夫关于农业工作的进展情况呈亚戈达的报告》，1933年5月14日，载沈志华总编、徐天新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1942年，丘吉尔同斯大林谈话时问道：“集体化是否牺牲了很多人？”斯大林把张开五指的双手向上一举。他用这个手势说明集体化使人民付出1000万生命的代价，或者说牺牲的人很多很多（注：转引自徐天新《如何看待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及其后果？》，载《苏联真相》，第262页。)。1946-1947 年，全国又发生了大饥荒。素以“欧洲粮仓”闻名的乌克兰，饥荒更为严重，甚至出现人吃人现象（注：参见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 1988年版，第185页。)。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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