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保障民族地区的财政自治权
　　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只有有效行使财政自治权，才能有力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充分体现民族区域自治的优越性。(1)尊重民族地区财政自治权，还权于自治机关。中央要充分考虑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实际情况，高度重视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特殊性，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其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不搞‘一刀切’，不向下侵权”。(2)强化民族地区 财政自治意识，充分行使财政自治权。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政策依赖”思想，即等、靠、要思想。(3)保证民族地区财政自治立法权和管理权。《宪法》第116条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9条都规定了自治机关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立法自治权，即“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民族地区应主动争取、维护应有权力，防止财政自治权“流失”。
　　
　　(三)完善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以各级政府之间存在的财力差距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为主旨而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
　　1　实现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法制化、标准化。立法机构应加快制订“财政转移支付法”，并在立法中明确法律责任，使该法具有权威性、震慑性和强制性。政府应依法明确专项转移支付标准并规范转移支付程序，编制转移支付预算，建立完善的预算程序，设立专门机构负责转移支付工作，制定科学的测算方法、审查并研究转移支付规模，对转移支付流程实施监督。
　　2　优化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在保证转移支付资金来源的前提下，逐步消除返还基数中的不合理因素；提高民族地区增值税的留存比例；缩小专项转移支付的覆盖范围；提高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系数；细化标准收支和应得转移支付测算方法。此外，按照民族地区总人口、财政困难程度，以及事务等因素测算转移支付力度，逐步调整、规范民族地区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民族地区特殊性转移支付资金规模。依法建立“一般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适时采用特殊转移支付”的复合型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3　建立纵向与横向转移支付模式相结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民族地区与东部较发达地区的横向转移支付，变“暗补”为“明补”，调动地方积极性，缩小区域财力差距，谋求整体共赢与和谐发展。②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东部较发达地区向民族地区投资，实行适度免征或减征所得税、优惠差别税率，落实对民族地区的“三奖一补”，缩小民族地区与东部较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4　规范专项转移支付的配套政策。在配套比例的确定上，中央应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财政承受能力，区别对待：对财政状况较好的地区，可以提高配套比例；对财政困难的民族地区，可以降低或取消地方配套比例。
　　5　健全财政转移支付的决策与监督机制。中央应厘清民族地区各级事权，界定各自责任，建立专门的财政转移支付决策与监督机构，以立法形式规定其职权和职责，保障转移支付的公正、合理。
　　
　　(四)重视并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投资和补助力度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物力；要在投资、财政、税收、金融、产业、对内对外开放等方面实行更多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然而，分税制对“民族地区”因素考虑欠足，在增强民族地区财力、均衡区域间公共服务水平方面导致内生性缺陷：越是经济较发达地区，得到的补助额度越大，不利于缩小民族地区财力、公共服务水平与一般地区的差距。
　　因此，应针对民族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人口结构因素、经济社会发展等实际情况，制定有助于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财政政策。对人均财政支出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民族地区，应加大对其投资和补助力度，使之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此外，中央政府要积极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营造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鼓励资本向民族地区延伸，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模式。
　　综上，民族地区财政体制改革任重道远，必须循序渐进，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由于民族地区集边疆、山区、贫困、落后为一体，其地理环境、经济文化、交通运输、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与一般地区存在差异，在民族地区财政体制改革实践中必须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殊地区特殊对待，有针对性地实行与一般地区有别的财政体制，使其摆脱财政困境，缩小与其他地区的财力差距，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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