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族地区财政体制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财政体制改革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一刀切”的分税制改革，淡化了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客观现实，将民族地区按照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规则，同一般地区进行“公平竞争”，看似公平，却恰恰是对民族地区的不公平。分税制改革后，民族地区出现税收负担加重、税源与税收收入背离、财政收支差额扩大等问题。
　　
　　(一)中央与民族地区税种划分不合理
　　“一刀切”的分税制改革使经济落后的民族地区，在税种、税率、共享税分成等方面都未享受应有的优惠和照顾。有学者研究表明，1993年(分税制改革前)，民族地区工商税收负担率为10.7％，高于东部地区1个百分点。分税制实施后，两者差距扩大为1.8个百分点。民族地区税种划分不合理体现在三个方面：(1)主体税种划归中央，分散小税种留给地方。把具有特殊性的民族地区财政纳入大一统的分税制中，存在随意性和盲目性。(2)消费税划归中央。对消费税收入绝对数和占本地区相对数较大的云南省和贵州省，以及对消费税增长速度较快的青海省来说，没有从消费税税收中得到应有利益。(3)资源税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且地方分享比例较低。据测算，西部民族地区的水能蕴藏量占全国的82.3％，煤炭资源地质储量占全国总量的21.9％，石油储量占全国总量的38.6％，天然气储量占全国总量的21.9％。②自西部大开发以来，资源不断被开采，资源税总收入不断增长，但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并不高，使民族地区形成资源富集而经济不发达的“怪圈”。
　　
　　(二)民族地区税收返还基数确定不科学
　　民族地区在与中央、发达地区的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博弈结果往往是照顾发达地区的既得利益和实现中央在财政收入中占大头的既定目标。中央以1993年财政收入的实际入库数来确定各地区财政收入的基数，1994年以后税收返还额在1993年的基础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平均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采取以保护既得利益为特征的“基数法”，而不是以公平为特征的“因素法”设计转移支付，把本该可以作为弥补分税制缺陷的转移支付异化为顺利推进分税制改革的先决条件，错失了弥补分税制改革忽视民族地区财政体制特殊性的良机。中央实行的所得税基础返还改革，同样没有考虑民族地区的现实情况，更多的还是“返还”到财政实力较雄厚的一般地区。以2004年为例，该年的税收返还中，东部占57％，中部占23％，西部占20％，两税返还与税收收入的增长挂钩，不利于区域差距的缩小，偏离了均等化目标。
　　
　　(三)分税制对“民族地区”因素考虑不够
　　中央为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范的财税管理体制，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各种照顾和优惠政策基本被收回，民族地区原先享有的财政优惠政策逐渐弱化和退出，民族地区财政政策的特殊性丧失殆尽。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国家奉行有利于东部地区优先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实行有利于东部地区发展的贸易分工模式、财政分配模式和资源开发方式，导致民族地区面临财税制度供给严重不足、资金大量外流、贸易分工不合理等不利局面，拉大了民族地区与一般地区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距。分税制虽有效地集中了财力，增强了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但没有充分考虑民族地区财政的特殊性，对财力困难的民族地区没有给予足够的照顾，转移支付量过小，无法抵消市场调节造成的投资不平衡，客观上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体制障碍。如在确定包干基数时搞“一刀切”，未能合理调整民族地区的基数。在地方固定收入项目的划分上，在共享税分成比例及税收增长返还系数确定上，没有体现民族地区的差异性。民族贸易企业的“三照顾”政策、民族地区较高的外汇留成比例，以及定额财政补助每年递增10％等优惠措施，也随着财政体制改革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调整而被取消。按照分税制，民族自治地方的税源大头纳入了中央财政，致使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国家增加了以资源依赖性生产为主的企业和以农业初级产品为原料的企业的税负，进一步加大了民族地区的财力困难。
　　
　　(四)民族地区税收自治权受限
　　自治权包含两层意思：第一，自治权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主权。第二，自治权是自治地方自治机关对国家统一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的补充权或变通执行权。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几乎所有的地方税税种的立法、条例及实施细 则，都由中央制定和颁发。税收体制统一领导有余，而分级管理不足，没有赋予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必要且适当的税收管理权限。《宪法》第117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凡是按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该由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2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凡是按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安排使用。民族自治地方在全国统一的财政体制下，通过国家实行的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享受上级财政的照顾”。但从民族地区财政实践看，虽然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拥有财政自治权，但由于民族地区自身特点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相关法规明文规定与现实执行出现抵牾：民族地区财政自治权受到种种限制；民族地区税收自治权缺少明确的边界和内容，易受外界的干预和牵制；民族地区自治意识不强、自治权行使不充分，造成自治权“流失”。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