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Wendt Alexander）分析了推动集体身份形成的四种动力因素，共同命运、相互依存、同质性和自我约束（注：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S
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Wendt Alexander）分析了推动集体身份形成的四种动力因素，共同命运、相互依存、同质性和自我约束（注：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430.）。从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的发展可以看出，随着网络之间信息和知识的交流分享，气候变化对城市的共同威胁已经成为城市联合起来的原始动因，由于气候问题的跨界性和弥散性，只有通过协作协商的途径才能共同应对这一全球性问题。其次，客观相互依存的事实可以推进主观集体身份的构建，承载着很多信息流、物质流、科技流、观念流的跨国城市网络本身就是高度相互依存的产物，这种网状横向的依存进一步促进了规范的扩散。另外在跨国城市网络中，城市作为有别于传统国家行动单位的新行为体出现在全球环境治理范畴之内，并且在组织结构、面临问题以及权力限度方面具有同质性，这些都促进了城市之间新的认同建构以及各环境议程的发展，并为其在全球层面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奠定了基础。
（四）跨国城市气候网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杠杆作用
网络的主要优势在于其与垂直层次结构相比，具有横向延展弹性，也可以说是一种适应机制。舒尔茨（Shultze）提出城市不仅仅满足于进入政策制定领域，而且还要同其他的主要机构行为者联合起来，共同对政策的输出施加影响和/或控制（注：Schultze, “Cities and EU Governance: policy-takers or policy-makers?”,Regional and Federal Studies,2003,13 (1),pp.121-147.）。莱特纳（Leitner）和谢伯特（Sheppard）认为，加入跨国城市网络的成员可以通过国家和国际双重层面来强化自身的权力和权威，通过城市之间的超越传统政治领土界限的合作来重造新的政治空间和“机会之窗” （注：Leitner, H. and Sheppard, E., “The city is dead long live the net: harnessing European interurban networks for a neo-liberal agenda”,Antipode,2002,34,pp.495-518.）。
超越了国家界限的城市网络可以不断扩大，并且在有效组织各种资源方面（政治、金融和知识资源）具有独特的优势。另外城市网络可以同各外界行为体在技术向度（如提供专家意见，使政策工具变得可行，协助计划的建立）和财政向度上（如投资相关项目或者保证更为便捷的融资机制）进行合作，如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银行等多边组织的合作以及同智库和企业集团的合作。城市网络以一种灵活弹性的方式同其他的私有部门和金融机构保持合作关系，可以提高城市网络的表现，特别是一系列城市倡议的出现激发了城市间对话并通过一种“杠杆作用”扩大了全球影响力（注：M.Betsill and H. Bulkeley, “Transnational networks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Cities for Climate Protection Program”,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8, 2004, pp. 471–493.）。
玛格丽特•凯克和凯瑟琳•斯金克提出杠杆政治是指跨国倡议网络进行说服、交往和施压活动的重要途径。虽然他们强调的是非政府组织依靠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这样的强大行为体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倡议，但是这种“回飞镖模式”（注：在跨国倡议网络中需要对目标行为体施加压力,它们施压的主要方式是依靠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这样的强大行为体,因为这些强大的行为体掌握着提供援助以及在国际组织中的决策权这样的物质杠杆。非政府组织还利用目标行为体对政府信誉的重视作为道德杠杆,将其置于国际社会的监督之下。
）(boomerang pattern)同样适用于跨国城市网络。比如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新层面的城市网络，可以通过跨越国界的合作提高城市层面的声音，赋予单独的地方气候变化倡议以更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将其政策、制度、技术、规范等方面的创新纳入到全球气候谈判及治理进程。随后全球多边组织等行为体可以进一步对各个国家施加环境革新压力，国家政策的相应改变又为地方气候治理行动的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机会之窗”。下面的图表对跨国城市网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功能进行了更为明晰的总结。
三、案例研究：气候领导城市团体C40
目前全球环境治理领域中涌现了各类跨国城市气候网络，可以从不同向度对其进行类别划分：从参与城市数量上看，有参与者数量最多的地方环境倡议国际委员会的城市气候保护项目(ICLEI’s CCP)，还有参与者数量较少的超级大城市项目（Mega-Cities Project）；从议题领域上看，他们有些是关注广泛的气候变化议题，如气候变化中性网络 （The Climate Neutral Network），或者只集中于特殊的议题，如国际太阳能城市倡议（ISCI）；从参与城市的规模上看，既有小城市的联合网络，如可持续发展城市和城镇运动（SCTC），又有大城市的跨国网络，如气候领导城市团体（C40）。
本文选取C40作为案例分析主要出于如下原因：作为全球大城市联合的跨国城市网络，C40的行动能力、创新能力和领导能力以及全球影响力更为显著，而且大城市对气候变化的应对肩负着更大的责任。2005年10月，在伦敦市长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的倡议下，来自12个国家的18个城市在伦敦讨论大城市如何建立全球性合作网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注：C40,“Climate Leadership Group”,http://www.c40cities.org/.）并签署了一份公报，承认有必要采取行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进行合作和交流，此后C40便应运而生。C40主要强调通过提高能源效率以及激发更多的地方实践行动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下面通过考察C40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功能来回应以上的理论框架。
第一，C40的组织形式和行动目标旨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次国家层面的领导作用
C40认为，全球大城市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因为大城市的交通、工业、建筑以及垃圾等是全球最主要的温室气体来源，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移居到大城市，对能源方面的消费也呈指数级上升。由于C40强调大城市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关键性领导作用，所以这一跨国气候网络的主要理念不是在于无限制地扩展其会员数目，而是希望建立一个能发挥领导作用的大城市的联合体，目前有40个成员以及19个附属会员城市。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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