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跨国城市气候网络在结构上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新的互动层次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作为全球政治中日益崛起的行为者，其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主导作用开始显现。特别是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的地位是不可忽视
（一）跨国城市气候网络在结构上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新的互动层次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作为全球政治中日益崛起的行为者，其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主导作用开始显现。特别是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城市拥有数额巨大的人口，虽然城市的出生率呈下降趋势，但是不断涌入的移民保证了城市人口的稳定增长（注：W.H.McNeill,”Citi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The American Interest:Policy,Politics and Culture,2007 2(4),pp.8-15.），使城市成为最大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者。与此同时，城市的地方行为能力不断提升，城市不仅仅作为一个次国家的行为者而存在，同时它还日益紧密地嵌入到全球跨国网络之中，由城市之间横向的制度化互动和合作所形成的政策网络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结构概念，即为全球气候治理增添了新的互动层面。因此，城市气候网络被认为是全球气候合作发展的理性结果,各个城市间层面的议题整合以及相关经验的提供将为全球气候的议题输入提供一种新的通路，而不是让某个议题在冗长的全球议程讨论过程中“窒息”，并且更加有效地使气候变化议题变得更加地方化，顺应一种“思维全球化和行动地方化”的逻辑。
随着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大会上《21世纪议程》的签署，联合国开始明确强调地方政府和行为者在环境议程倡议、技术创新、行动实施中的重要性（注：United Nations,” We the peoples: civil society, the United Nations and global governance”,Report of the Panel of Eminent Persons on United Nations-Civil Society Relations,2004,pp. 51-52.），并且确认了城市在可持续发展和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方面有着关键性作用。同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所建立的多边机制以及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为国家、次国家或者非国家组织的联合集体行动提供了动力支持，推动了各治理层次的行为体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各种解决方案。
环境问题本身具有区域性的特性，即一定区域内面临更多共同问题的社会共同体在共享知识和共有身份的前提下，能够更好地就本区域的环境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行动战略制定和出台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即使是全球性环境问题，也要经历一个地方化的过程，城市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行为体和主要推动力量。总之，传统城市政策利益空间已经上升到国家和全球层面，而传统上国家和全球层面的政策更多依赖于地方行动的实施，并在整体政策制定过程中显示持续“地区化”。这种全球问题地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地区问题全球化的过程，即全球问题首先需要在地区层面得以践行，将宏观的目标分阶段分层次进行消化，同时这种城市层面的成功行动（特别是最优实践、技术革新、规范创新等）又会通过全球网络实现影响的全球化。
（二）跨国城市气候网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起着技术创新活动家的作用
伴随着城市通讯和交通方面的科技革命，城市作为全球化节点的功能不断增强。网络中各种信息流、物质流、观念流的流动从内部整合和外部联系上都增加了网络的能力。卡斯特从三个向度分析了信息物质流对网络性治理的建构作用：第一是物质资源向度，包括微电子通信系统、高速交通系统以及金融服务流动在内的各种“流的空间”为网络社会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使得网络社会里功能的空间联接成为了可能。而城市则成为这一物质资源聚合的天然载体。第二是人力资源向度，支配性的精英组织，即占据领导地位的技术、金融、管理和政治精英出于兴趣和工作的需要也会对具体的空间格局有所要求，他们往往聚集在城市之中，成为活跃于“流的空间”中的机制创新者。第三是结构弹性向度，网络又是一个开放的结构，能够无限扩展，只要能够在网络中沟通，就能整合入新的节点。所以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具有高度活力的开放系统，而能在保持平衡的同时不断创新。
跨国城市网络将具有信息流、物质流和人力资源优势的城市节点连接聚合在一起，进一步扩大了城市作为创新活动家（注：创新活动家是指凭借在活动领域中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具有强烈技术革新信念的行动领导者。
）（innovation entrepreneur）的影响力。虽然人们对先进技术产品的追求进一步扩展了城市新陈代谢的供应链，并且城市人口的增长进一步增强了“物质主义导向”消费模式的膨胀（注：Noah J. Toly, “Transnational Municipal Networks in Climate Politics: From Global Governance to Global Politics”,Globalizations, Vol. 5, No. 3, 2008, pp. 341–356.）；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城市的科技创新领导能力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必不可少，即通过绿色科学技术的创新达到都市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发展。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很多城市推出了提高能源效率和使用清洁能源的低碳战略，如创建建筑规范和标准，进行能源审计和实施建筑改造方案，改善市政和私人楼宇的能源效益，以及通过激励机制促进低碳车辆的使用等。在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中，这些创新性的最优实践可以通过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加以流动和扩散，提高网络的影响力。同时跨国城市网络中的信息流、金融流、技术流等又为这种创新能力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
（三）跨国城市气候网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起着规范扩散推动者的作用
规范是指行为者群体对于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主要表现为一种共同的道德和信念以及可接受的惯例和行为准则（注：M. Finnemore and K.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52(4), 1998, pp. 887–917.）。如果将一定的规范内化到一个集体中时，特有的集体身份或者社会身份便会形成。全球城市网络作为一种规范扩散推动者动员着国家这一潜在的规范领导者对“适当性准则”的支持，并采用这些标准来推进新规范的认同扩散和施行最大化。
具体而言，在认识到自身的环境脆弱性以及在气候变暖方面应负的重要责任之后，很多城市开始制定气候变化减缓策略，涉及到温室气体减排、气候变化适应以及与其相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地和森林保护等各个方面。此时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在国家层面很难就减排标准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那些在国际条约中没有绑定减排责任的城市或者地方政府反而努力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很多城市甚至先于国家层面提出自身的温室气体排减目标，即使在国家层面没有具体的减排行动。如2001年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之时，洛杉矶、旧金山、休斯顿、华盛顿等城市却致力于提出自身的减排目标，而且这些城市还结成各种合作网络，如美国市长气候变化协议网络等。这些合作网络建成之后保持一种制度惯性，以一种灵活的方式将更多的城市纳入网络之中，进一步推动了绿色规范的扩散和一种集体身份的形成。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版权声明：因本文均来自于网络，如果有版权方面侵犯,请及时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