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引自[英]杰拉德M.库特《历史经济学与重商主义思想在英国的复活,1870-1920年》,载拉尔斯马格努松主编《重商主义经济学》,第281页。 法国史家亦言:英国政策在18世纪的胜利,同时也是重商主义的胜利。 [法]保尔芒图:
转引自[英]杰拉德•M.库特《历史经济学与重商主义思想在英国的复活,1870-1920年》,载拉尔斯•马格努松主编《重商主义经济学》,第281页。
法国史家亦言:“英国政策在18世纪的胜利,同时也是重商主义的胜利。”
[法]保尔•芒图:《18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4页。
当然,这个“重商主义”决不是通常被简化或者说被丑化的东西——所谓“把财富和货币混为一谈”、“以守财奴的眼光来看货币”云云。它实际上是一种融财富聚敛、贸易保护、工业扶植、国家干预、强权打造于一体,以非经济的和经济的、非市场的和市场的各种手段推动工业化的一种发展战略和国家体制参见梅俊杰《重商主义奠定富强根基:三场革命令英国后来居上》,载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第93-145页。。
诚然,英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到19世纪,也不是一点没有“内源”、“先发”说所宣称的那些特征。众所周知,以1846年废除“谷物法”、1849年废除“航海法”为标志,英国作别数个世纪之久的重商主义体制,进入了自由贸易的新阶段。特别是到1860年,“英法条约”(亦称“科布登-舍瓦利耶条约”)的签署,确实揭开了一段自由贸易的时代。与此同时,英国对内的国家干预和对外的帝国政策也发生了具有某种自由化性质的政策调整,相信不少学者正是以此为据,作出了其关于英国现代化的理想化判断。然而,如前已及,此时若干放任自流的特征恰恰建立在此前严厉管控的基础之上。所以,英国到19世纪中期呈现自由贸易的特征,这决非英国经济的历来常态,而是英国长期借助重商主义使得自身工业优势达到天下无敌之后的一种新选择。同样,内政中国家干预似乎有所收缩的其他表象也当作如是观。英国有史家指出:“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当英国经济逐渐成熟为世界工厂时,历届政府将公共开支集中用于安全、贸易和帝国事务,政府与资产阶级和工业家们结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伙伴合作关系。事后可见,历届政府投入数以百万计巨款的战略目标,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市场经济和守夜人般的政权角色,也为1846-1914年英国霸权时代兴盛的自由世界秩序创造了前提条件。”
Patrick K. O’Brien,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y, 1688-1815”, in Roderick Floud and Donald McCloskey (e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STBX]1700, Vol. 1: 1700-1860[STBZ],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16.
这句话很值得玩味,它昭告人们,哪怕英国日后真的有过某种放任自流的样子,那也是先已实施了足够的国家干预并因此打好了基础。
与此同时,更要看到,即使当英国进入了工业及综合优势天下第一的19世纪,它也并没有改变积极介入的国家政权角色,只不过此等介入比起其他国家来要老到和巧妙不少,有时会模糊了人们的视野。以海运和造船业为例,在1860-1914年间,即使英国的海运业和造船业早已享有世界独领风骚的地位,即使放任自流理论在原则上为人所津津乐道,也“从来没有哪个时候英国的商船队是完全只靠自己的竞争能力的。英国的补贴也许不像法国那样公开地给予,可政府的支持隐藏于邮政补贴、辅助快艇保有费、贷款、海军合同、部队运输服务、殖民地当局付酬,甚至是吨位法当中,此点不容丝毫怀疑”S. Pollard, “Laissez-Faire and Shipbuilding”,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 5, iss. 1 (1952), p. 111.。同样,在贸易领域,即使自由贸易一度盛行,国家政权也从未放松其干预和扶持。“为激励欧洲贸易而抛弃大多数重商主义工具,并不意味着贸易不再是国家的关注对象,也不意味着政府不再利用政治手段来支持其工商群体。”
D. K. Fieldhouse, “‘Imperialism’: An Historiographical Revision”,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14, iss. 2 (1961), p. 202.
有经济史家在实证考察了中央政府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之后,得出结论:“虽然英国拥有最小政府之故乡这一声誉,但其政府规模堪称整个欧洲的典型,甚至可言,其政府规模相对说来比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还稍大些”Rondo Cameron,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Paleolithic Times to the Present,p. 291.。明乎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英国史家会得出结论:“英国的自由放任不过是个政治的和经济的神话”Bartlet J. Brebner, “Laissez Faire and State Interven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 8, Supplement (1948), p. 59.。显然,在鉴别了英国现代化的实际手段之后,就不难认清一个事实,即放任自流之类的自由主义描述并非现代化的原型特征,国家干预亦非偏离原型的异常特征,相反倒是常态特征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关键的一部分。“在欧洲工业现代化之前的历史中,每一个国家都经历过特殊的发奋图强的阶段”[美]沃尔特•W.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7页。,征之于包括英国在内的世界史,这是至理名言,而且也适用于现代化的整个过程,毕竟现代化怎么可能是放任自流的产物呢?
国内学者曾归结出“外源”、“后发”型现代化的特征——“现代生产力要素和现代化的文化要素都是从外部移植或引进的,工业化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借用外国资本,甚至受外国支配;市场发育不成熟,在经济生活中未形成自动运转机制,政治权力即中央国家作为一种超经济的组织力量,就在现代化过程中一度或长期发挥巨大的控制与管理作用。”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
可是客观地说,当我们秉持实证的方法,完整地考察英国的现代化历程后,却可看到,上述每一特征实际上都符合英国现代化的情形,尤其符合其现代化的前半期。由此可见,所谓“内源”、“先发”类型与“外源”、“后发”类型的区别并无实证的史实依据,有意思的是,这本质上是国内学者的某种“独创”,甚少见于国外学者的著述。诚然,分类是研究中常用的一种分析方法,如同历史分期是历史研究所需的必要方法一样。在研究世界及英国现代化进程中,分类无疑是可资援用的工具。然而,所建立的类型,不管是作为研究出发点的假设,还是作为(阶段性)研究的结论,它们终究需要受到实践(在此即受到历史事实)的检验,即需要尽可能符合史实,这样,它们的工具性效果才会是正面的并且趋于最大化。另应看到,类型也难免弊端,特别是当它们本来就带有较大的臆测性时,更是会限制人们的视野和思维,会遮蔽某些史实,还会削足适履地扭曲某些史实。因此,对于现代化的“内源-外源”和“先发-后发”分类,我们理应抱谨慎态度,在察觉其弊大于利时,也许应当修正乃至舍去它,这样做势必有利于更加准确地把握英国现代化的性质,并从中吸取切实可靠的历史经验。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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