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一旦走入历史深处,把结论实证地建立在史实基础之上,所谓英国现代化先发的命题便站不住脚了。 三、 准确把握英国现代化的性质 以上两节展示了英国远非内源和先发的现代化特点,而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是因
显然,一旦走入历史深处,把结论实证地建立在史实基础之上,所谓英国现代化“先发”的命题便站不住脚了。
三、 准确把握英国现代化的性质
以上两节展示了英国远非“内源”和“先发”的现代化特点,而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是因为放宽了历史考察的视野。换言之,学者们为何认定英国现代化具有“内源”、“先发”的性质,实与其缩短了现代化进程的时间框架有关。例如,尽管国内学者正确地提到,英文中的“现代”(modern)一词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时程”,在有关讨论中也经常深入到“早期现代”(early modern)时期,但在具体定义“现代化三次浪潮”时,还是把第一浪潮定位在“1780-1860”年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41页。。事实上,不管是沃尔特•罗斯托的《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还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都把现代世界的起点明确设定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这个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国内学者实也普遍认同这一共识,只是尚需将之贯穿到现代化问题的历史考察中。现代世界的起点理当就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起点,把人类历史的分水岭设定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比之其他分期法,显然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同样,从英国产业发展的具体历史看,只要不被传统上颇为公式化的“工业革命”时段概念所束缚,把分界线划定在16世纪中期比起18世纪末,显然更加符合历史演化的实情。
深究现代化起点这个细节,并非小题大作甚或“钻牛角尖”,因为这里涉及一个是否能够恰当认识英国现代化的初始状态及政策手段这样的大问题。严格说来,英国完整的现代化周期至少起自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自此至18世纪末期,是英国持续施行“重商主义体制”的时期,也是英国后来居上的发奋图强期,此实乃英国现代化的前半个周期;而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逐步转向一种恃强竞争的“自由贸易体制”,此实乃英国现代化的后半个周期。这两个阶段在意识形态和政策实践上呈现较大的反差,因此,假如只看到后半周期而无视前半周期,便难免以偏概全甚至误读错判。可以说,到18世纪通常所谓工业革命发动之时,英国的现代化实已完成了十分关键的后来居上的赶超过程。即使此时英国确实显露出所谓“内源”和“先发”的特征,那也是因为此前它已先从外部大举引进,先已经由追赶而抢到了前头。显而易见,后半周期正是前半周期的逻辑发展结果,其种种特征断不能脱离前半周期而孤立地加以讨论,否则只会得出片面的结论。也许,对于当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英国现代化前半个周期中后来居上的赶超过程更具有深刻的启发性。
从缩短英国现代化的时间框架,到难以洞察英国曾经落后甚至欠发达的真相,再到得出“内源”、“先发”这样的非历史结论,凡此种种,又会进一步产生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把英国实现现代化的手段理想化,从而提供某种误导性的历史经验。有一种在国内颇有市场的观点就认为,“在英国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自由放任是基本的经济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政府对一切经济问题都袖手旁观,决不干预经济的发展”,在实践中,“英国人把‘自由放任’实行得太彻底了”,“政治家都把它奉为神明”。其结论是,自由放任在英国“的确起过很大作用”,“让工业得到发展的自由”,舍此“就不会有工业革命发生的条件”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4页。参见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页。。此番言论反映了一种把英国现代化手段片面理想化的思维倾向,与认为英国工业化动力纯粹来自内部、系由市场机制主导、自下而上地自发展开等等判断,概源于历史考察表面化这一同样的毛病。其之所以作出如此不实判断,与简单地接过英国为“第一个工业化社会”这一“定论”、未能深究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历史,是有莫大关系的。值得注意的是,对英国历史的此番解读已经越出了学术圈。比如,旨在借鉴世界历史经验的“大国崛起”宣讲便承袭该观点,也随称是亚当•斯密等人的自由经济理论指导了英国的工业化,使之走上了自由资本主义发达道路参见唐晋主编《大国崛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必须指出,对英国工业革命及总体现代化进程的此种解读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实证地查究英国历史可知,正是基于长时期内严重落后甚至欠发达的处境,英国在推进现代化时曾大举采用了与“自由放任”方针背道而驰的诸多政策。仍以纺织业为例,英国的毛纺织业是在数个世纪中严厉打击原料自由输出和成品自由输入,依靠深入到微观经济活动中的干预和保护之后,才最终确立起来的。为了遏制羊毛出口,从14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都一直规定,不得在海岸线五英里范围内剪羊毛。除羊毛外,绵羊、毛线、精纺毛纱、漂泥等都曾在严禁出口之列,违规“首犯者要被砍去左手,再犯者则要被处死”。为促进制帽业的发展,伊丽莎白一世时规定,“每个星期天和圣日,除少数例外,凡六岁及以上者,每人都应头戴一顶完全在英国织造的帽子,违者每次罚款3.4便士”。此外,英国专门颁布过“1666年安葬法”,对裹尸布只能用国产的厚呢绒都作出了法律规定。英国的麻织业和丝织业也走过了典型的国家主导下的进口替代道路。为了扶植麻纺织这一国防关联产业,英国从零起步,16世纪中期特别命令,凡60英亩及以上的耕地,必须有1/4用于植麻。至于棉纺织业,完全是借高关税,特别是借1700年和1721年的进口禁令这样的贸易管制措施才得以兴起的。曾有规定,任何人进口或穿用软棉布,均应重罚,而且,罚款可归举报人所有。有鉴于此,实证历史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工业革命实乃国家持续干预经济(包括长期贸易保护)引发而来的产物参见梅俊杰《贸易保护引发工业革命:以英国纺织业成长为案例》,载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1-92页。。
关于英国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实质,我们不妨听一下英国史家的评论:“英国的棉纺织业当时固然世上最为卓越,但它取得如此的结果如同其开端一样,并非依赖自身的竞争优势,而是靠了对殖民地和欠发达市场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由大英帝国、英国海军和英国商业优势赋予的”;“英国经济过去之所以取得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历届政府采取了冷酷无情和敢作敢为的经济歧视政策,它向一切潜在的竞争敌手公然开战,毫不动摇地随时准备支持自己的商人”Eric J. Hobsbawm, Industry and Empir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Day, p. 58, pp. 50-51, p. 232.。事实上,只要实证地、相对完整地考察英国近现代史便可发现,英国的工业化或者现代化所遵循的方针实与“自由放任”格格不入。如果说在英国现代化过程中曾有过什么一以贯之的方针,则这个方针只能是“重商主义”而不是其他。英国史家指出:“从都铎时代直到亚当•斯密时代,[重商主义]这一体制为英国提供了政治权力,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准,并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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