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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有句俗话，叫做“La mort saisit lavie”——死人抓住了活人。中国群众的没有可能受着高等的教育，他们的受着混蛋糊涂的中国文言的磨难，恰好应着这句俗话。封建残余的势力从各方面束缚着他们；资产阶级的剥削，连智识都垄断了去。还有赵景深老爷等的文化战线上的武士，故意要使群众读错误的翻译。还有“革命骡子”的害虫政策——偏偏用些不文不白的新文言来写革命的文章。这些都是“死人”的力量。我们必须动员全部的力量，来打倒这些僵尸。
　　瞿秋白苦口婆心，谆谆教诲的仍是他的“口头上能够说得出来”的基本原则——新的表现法必须遵循这一条基本原则：“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创造新的表现方法，就必须顾到口头上‘能够说得出来’的条件。这意思是说，虽然一些新的字眼和句法，本来是中国话里所没有的，群众最初是听不惯的，可是，这些字眼和句法既然在口头上说得出来，那就有可能使群众的言语渐渐的容纳它们。假使存心可以‘不顺’些，那就是预先剥夺了这种可能，以致于新的表现方法不能够从书面的变成口头的，因此，也就间接的维持汉字制度，间接的保存文言的势力，反而杀死了那新的表现方法。”于是瞿秋白号召“现在要开始一个新的文学革命，新的文字问题的斗争，就一定要打倒新式的林琴南主义。这就是要坚定的清楚的认定白话本位的原则”。他进一步提出这个“白话本位”的细则：“新的言语应当是群众的言语一群众有可能了解和运用的言语。中国言语不精密，所以要使它更加精密；中国言语不清楚，所以要使它更加清楚；中国言语不丰富，所以要使它更加丰富。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输入新的表现法，目的就在于要使中国现代文更加精密，清楚和丰富”。
　　瞿秋白的整套翻译理论与意见主张实际上体现了他胸中的语言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的 路线图，这显然不是鲁迅的文学革命、思想启蒙宗旨在文学本体狭义上的理解所能规范的，这是一场更雄心勃勃改造世界、解放人类的文化政治大革命的初始步骤。翻译问题在这个层面的操作原则与历史任务只是三条：一，白话本位；二，打倒旧文化僵尸；三，清理洗涤中世纪旧毛坑。瞿秋白认为封建残余守旧势力，资产阶级的不文不白的新文言，“”以来的“革命骡子”都一样，都是“始终坚守着文言的本位，都是死人的力量”，是死人抓住了活人，僵尸拦住了去路，因此现在“我们必须动员全部的力量，来打倒这些僵尸”，确立白话本位的原则。——这些话的基调甚至口吻明显地都是“胡适牌号”的，白话本位与文言僵尸的矛盾本身即是白话文运动的根本战役。瞿秋白这里也不得不认为“时期来了一个大暴动，动摇了这个统治的基础”。但是瞿秋白认为这还不够，“胡适牌号”的白话本位，只有造成“非驴非马”的白话文，顶多不过制造了“革命骡子”的白话文学，远没有达到无产阶级新的语言革命的时代要求，所以他一直呼吁要推倒“”的成果，再来一个无产阶级的“新”，全盘创造出崭新的无产阶级新文化与新文明——它的最要紧的起步即是“绝对的顺”与“绝对的白话”，这恰恰又正好是他心目中翻译的基本原则要求。所以瞿秋白情不自禁地欢呼“最近，又一个大暴动开始了，目的是要完完全全肃清这个中世纪的毛坑”——这样的目标不仅超越了胡适，已接近了陈独秀，赶上了吴稚晖，至少在“文化”这个层面上，他这里与吴稚晖一样是把3000年中国传统文化囫囵看作一个臭毛坑的。当然，“完完全全肃清这个中世纪的毛坑”的同时，瞿秋白也主张将它们用作研究的材料，搬进历史博物馆里去。统治阶级的文化遗产：十八妖魔、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也同林琴南、严复、梁启超，以及“正统派”的科学教科书用的新式文言都可以搬进这个“历史博物馆”陈列。用作一种历史演进的“标本”：一步步离开中世纪的文言正统，但又死死抓住了文言地位的残余。——这里瞿秋白不忘提一句他与鲁迅一样的看法：这样的历史博物馆并不欢迎赵景深这样的“老爷”。他十分赞同鲁迅的“虎狗之别”的提法：“赵景深老爷已经是封建残余之中的灰尘，犯不着放到历史博物馆去了。万牲园里用得着老虎，因为老虎是少见的：可是万牲园里用不着狗，因为狗是到处可以碰到的。”——这里左翼阵营领袖人物的瞿秋白与鲁迅爱憎是分明的，对于文艺思想上的敌人他们是不放过每一个可以加以辛辣嘲讽的机会的。不过，赵景深——一个文艺青年自然无法与严复、林琴南、梁启超等大人物同列。喻作虎狗之别也未尝不可以，但能在翻译这个具体文艺——文化问题上与左派公开争论的毕竟也是很鲜少的，并不是“到处可以碰到的”，尤其是像赵景深这样主动进场，直率点题又“以选译契诃夫而得名”的年轻教授与编辑。——如果在文艺问题上、翻译问题上与他们论争的敌手“到处可以碰到”，那鲁迅、瞿秋白则要静心下来，全盘思考一下自己的论点主张与论辩方式了。
　　还有一个问题，似乎也有必要说明。瞿秋白曾说：“现在的文学家，哲学家，政论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现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有的新的关系，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观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仓颉’。这就是说，要天天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实际生活的要求是这样。”这里瞿秋白列举了一串革命词汇：“游击队”、“游击战争”、“右倾”、“左倾”、“尾巴主义”、“团结”、“坚决”、“动摇”等，还有他心目中感觉最为敏感、心情最为复杂的“调和主义”“盲动主义”等等。“这些说不尽的新的字眼，渐渐的容纳到群众的口头上的言语里去了。”——我们可以从当年的革命左翼文艺作品里读到这些“新的字眼”与“新的句法”，我们当然也可以相信这些字眼与句法已经“容纳”进了群众的口头上的言语里。瞿秋白们还专门为群众斗争造出“罢工”这一个字眼，以代替在工人群众日常口头上时时要叫喊的“摇班”——结果当然是清楚明白的，随着革命文艺的普及，以及最终革命的实践上的成功，这些赋予了特殊的时代意义的“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大大普及，朗朗上口，天下流行，深入人心且进入现实生活——这是瞿秋白们革命文艺斗争策略的成功经验与历史结论，也是瞿秋白从翻译原则到言语革命再到文化改造战略思想推演的辉煌业绩。——这不是历史的侥幸，而是历史的必然，这里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当年瞿秋白提出坚持白话本位，打倒文言僵尸，肃清中世纪的文化毛坑的政治远见与理论勇气。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