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已经涉及翻译的原则与效用问题。在瞿秋白看来，翻译的第一层原则就是“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而深一层的效用便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他认为在中国，在今天，“创造新的言语是非常重大的任务”，这是时代的需要，民众现代生活斗争的需要。先进的欧洲四五百年之前，甚至落后的俄国都在一百五六十年之前完成了这个任务，现在轮到我们了，而这任务的

一大层面便是翻译。“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这里瞿秋白提出了两项原则：“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而前面提到的译文的“顺”的问题依瞿秋白的看法：“真正的白话就是真正通顺的现代中国文。这里所说的白话，当然不限于‘家务琐事’的白话，这是说：从一般人的普通谈话，直到大学教授的演讲的口头上说的白话。中国人现在讲哲学，讲科学，讲艺术……显然已经有了一个口头上的白话。难道不是如此?如果这样，那么，写在纸上的说话(文字)，就应当是这一种白话，不过组织得比较紧凑，比较整齐罢了。这种文字，虽然现在还有许多对于一般识字很少的群众，仍旧是看不懂的，因为这种言语，对于一般不识字的群众，也还是听不懂的。——可是，第一，这种情形只限于文章的内容，而不在文字的本身，所以，第二，这种文字已经有了生命，它已经有了可以被群众容纳的可能性。它是活的言语。”“所以，书面上的白话文，如果不注意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如果不就着中国白话原来有的公律去创造新的，那就很容易走到所谓‘不顺’的方面去。这是在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的时候，完全不顾普通群众口头上说话的习惯，而用文言做本位的结果。这样写出来的文字，本身就是死的言语。”
　　这里，瞿秋白提出了翻译的核心要求：
　　我的意见是：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这样的直译，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为着保存原作的精神，并用不着容忍“多少的不顺”。相反的，容忍着“多少的不顺”(就是不用口头上的白话)，反而要多少的丧失原作的精神。
　　翻译要用绝对的白话，要“保存原作的精神”，就要“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现在的文学家，哲学家，政论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现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有的新的关系，新的现象，新的事物，新的观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仓颉’。这就是说，要天天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新的句法，比较起来要困难一些，但是，口头上的言语里面，句法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很大的进步。只要我们拿我们自己演讲的言语和旧小说里的对白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可是，这些新的字眼和句法的创造，无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要遵照着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这里瞿秋白还特别说到：在文学艺术的作品里，“言语上的要求是更加苛刻，比普通的论文要更加来得精细。这里有各种人不同的口气，不同的字眼，不同的声调，不同的情绪……这些困难只不过愈加加重我们的任务，可并不会取消我们的这个任务的”。
　　鲁迅的意见或者说回应大抵坚持两条：一条是“宁信而不顺”，另一条是在翻译时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最后“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这两条一般情况下建筑在一个前提上，即将翻译作品的阅读者，分个等级，比如，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在提供翻译作品或者成果时，区别对待，因人而异。比如对待甲类读者，他就主张：“宁信而不顺”——在“信”的基础上“容忍多少的不顺”，并且最终会从“不顺”成为“顺”。而“不顺”的最终会被淘汰被踢开。因此，鲁迅一面承认“我也是主张容忍‘不顺’的一个”，并提出这个前提：“现在必须区别了种种的读者层，有种种的译作”。——他认为他的这个思路与战术并不能算“防守”，也还是一种“进攻”。——瞿秋白曾批评他的容忍“不顺”，只是一种防守，不能积极进攻。但鲁迅仍明确表示坚持：“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强调白话得是活的，从“活的民众的口头取来”，并能“注入活的民众里面去”。在具体的办法上，鲁迅有妥协：“现在只好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鲁迅认为，这种言语看似“四不像”，倒是最后能存活下来，传流开去的。要医治中国语法的不精密，中文的思路不精密，只好取此法子，“陆续吃一点苦”。
　　这里还得必须提一下被瞿秋白点了名批判的赵景深。赵景深比瞿秋白少3岁，当时是复旦大学的教授，北新书局的编辑，因为已经翻译出版了文字作品，在翻译的问题上也大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他也写过一篇《论翻译》的文章，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上抛出了自己的意见主张。因为赵景深“选译柴霍夫(即契科夫)而得名”，而又热衷于在翻译观点上表达自己的意见与经验，又因为他一直与普洛文学的圈子拉开在审美趣味与文艺见解的距离，因此被瞿秋白看作是文坛上敌对阵营的骨干与先锋。瞿秋白对赵景深的底细虽然不很知道，但一开始他就抱有强烈的恶感，看作是上海滩(文坛)上的又一个“洋场恶少”，因而在文章口气上屡屡称“赵景深老爷”加以挖苦嘲弄(鲁迅也谑称他“赵景深教授老爷”)。在写给鲁迅的那封信中就有一大段文字是针对赵景深的。他说赵景深的主张，“其实是和城隍庙里演说西洋故事的，一鼻孔出气。这是自己懂得了(?)外国文，看了些书报，就随便拿起笔来乱写几句所谓通顺的中国文。这明明白白的欺侮中国读者，信口开河的来乱讲海外奇谈。第一，他的所谓‘顺’，既然是宁可‘错’一点儿的‘顺’，那么，这当然是迁就中国的低级言语而抹杀原意的办法。这不是创造新的言语，而是努力保存中国的野蛮人的言语程度，努力阻挡它的发展。第二，既然要宁可‘错’一点儿，那就是要蒙蔽读者，使读者不能够知道作者的原意。所以我说：赵景深的主张是愚民政策，是垄断智识的学阀主义，——一点儿也没有过分的。还有，第三，他显然是暗示的反对普洛文学(好个可怜的‘特殊走狗’)!他这是反对普洛文学，暗指普洛文学的一些理论著作的翻译和创作的翻译。”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