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景深的观点主要一条是：“宁错而务顺”，即他自己说的：“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他主张翻译首先要想到的是“读者”，处处为读者打算。译文“不顺”，“文字格里格达，吉里吉八，拖拖拉拉一长串，要折断人家的嗓子，其害处当甚于误译”。所以他说：“严复的‘信’‘达’‘雅’三个条件，我以为其次序应该是‘达’‘信’‘雅’。”就是译文要“务顺”，首先看“顺不顺”这个标准。这个意见固然是与鲁迅“宁信而不顺”相反的，当时《文艺新闻》上就有文章提出“宁可正确而不通顺”的对抗性意见，其实这也正是与鲁迅相似甚至相同的主张。瞿秋白则认为这个主张“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无形之中和赵老爷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去了”。但瞿

秋白敏锐地看出了鲁迅回信中的一条“错误”——“提出问题的方法上的错误”。尽管围绕翻译原则的意见主张有多条，但瞿秋白认为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到现在，这个问题屡次提出来，屡次争论，可是始终没有得到原则上的解决”。
　　瞿秋白认为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犯了“提出问题的方法上的错误”。他认为：“问题根本不在于‘顺不顺”’，而在于“翻译是否能够帮助现代中国文的发展”。第一，如果写的的确是现代中国文(嘴上说的中国普通话)，那么，自然而然不会有不顺的事情，所以根本不成问题。第二，如果写的不是现代中国文，而是‘远东拉丁文’(汉文文言)，或者是西崽式的半文言(例如赵老爷等的翻译)，那么，即使顺得象严又陵那样的古文腔调，也和中国现在活着的三万万几千万的活人两不相干。说到‘信’也是一样。”
　　这里鲁迅与瞿秋白在“顺”与“信”的问题上叉开了视角，主张落在了不同的平面上。鲁迅坚持“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他痛恨“顺而不信”的误人欺世，他曾写过多篇文章指斥“顺而不信”的荒谬，如《几条“顺”的翻译》《再来一条“顺”的翻译》《风马牛》等。——鲁迅的坚持“宁信而不顺”，坚持硬译、直译，有他的独特批判视角与文化立场，当然亦还有感性经验的信赖。瞿秋白这里不得不展开理论上耐心的论辩：
　　象你说的：“宁信而不顺”……“现在可以容忍多少的不顺”，那就是没有着重的注意到绝对的白话本位的原则。……翻译的时候，应当用这种绝对的白话文：一方面和原文的意思完全相同(“信”)，别方面又要使这些句子和字眼是中国人嘴里可以说得出来的(“顺”)。“信”和“顺”不应当对立起来，不应当说：要“顺”就不能够“信”，要“信”就不能够“顺”，或者：要“顺”就不能够不容忍一些“不信”，要“信”就不能够不容忍一些“不顺”。……
　　如果说：所谓“不顺”就是“新鲜”的意思，就是“没有看惯，没有听惯”的意思，那当然不成问题；我们在翻译的时候，甚至于自己写文章的时候，当然应当大胆的运用新的表现方法，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可是，把“宁信而不顺”变成一种原则，那始终是极不妥当的。第一，我们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等等，应当使它们能够在口头上说得出来，能够有“顺”的条件，不然呢，这些新的表现方法就要流产的。第二，我们不应当自己预先存心偷懒，说什么也可以“不顺”些，——这一个倾向的发展可以造成很坏的结果。
　　鲁迅认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译本不但要输入新的内容，而且还要输入新的表现法。”瞿秋白认为：“这里，要输入新的表现法，当然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在于严格的分别中国的文还是话。中国的文言和白话的分别，其实等于拉丁文和法文的分别。我们先要认清这一点。中国的文言文，这是‘士大夫民族’的国语，与我们小百姓不相干。这种文言文里面还须要输入什么新的表现法，或者不须要，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老爷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鲁迅积极提倡“输入新的表现法”，又设计了输入什么新的表现法，似乎也不自觉地坠入“士大夫老爷”们的行列。
　　瞿秋白表达了与鲁迅不一致的观点：
　　因此，你我都主张要“借着翻译输入新的表现法”。但是你只说：“要医这个病，我以为只好陆续的吃一些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是不够的。不但要采取异样的句法等等，而且要注意到怎么样才能够“据为已有”。当翻译的时候，如果只管“装进异样的句法”等等，而不管是否活人嘴里能够说得出来，——那么，这些“异样的句法始终不能够据为己有”。新的表现法……竭力使新的字眼，新的句法，都得到真实的生命，——要叫这些新的表现法能够容纳到活的言语里去。不应当预先存心等待那自然的淘汰。固然，这些新的字眼和句法之中，也许仍旧有许多要淘汰掉的；然而，假使个个翻译家都预先存心等待自然的淘汰，而不每一个人负起责任使他所写出来的新的字眼和句法尽可能的能够变成口头上的新的表现法，那么，这种翻译工作就不能够帮助中国现代文的发展。
　　瞿秋白对于鲁迅提出的应该区分读者文化程度进行翻译的说法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你提出一个新的问题，说读者之中可以分做两种：“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你的意思以为要“分别了种种的读者层，而有种种的翻译”。我以为不能够这样办法的。自己写文章是一个问题，翻译又是一个问题。自己写，自己编，这当然要分别读者的程度；而最通俗的各种书籍现在特别的需要。这里，要利用外国材料的时候，索性要中国作者自己负起更大的责任去“改译”。至于翻译，那么，既然叫做翻译，就要完全根据原文，翻译的人没有自由可以变更原文的程度。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