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三次分配制度缺失
　　第三次分配是以自愿为原则，在道德力量的驱使下，通过个人或团体的主动捐赠来实现社会财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具有重置资源、缩小财富差距的功能，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为第三次分配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但依然存在诸多制约第三次分配的因素：
　　1. 制度不健全是制约中国第三次分配发展的决定因素。具体而言：第一，扶持慈善事业的制度有待完善。西方国家法律明文规定：捐赠慈善事业的个人，生前抵免个人所得税，死后抵免遗产税；美国政府则对所有慈善组织都免缴销售税、财产税、增值税、关税等。这方面鼓励慈善行为的制度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第二，政府对慈善机构的干预太多。慈善机构是政府的附庸。现在我国影响力最大的也就是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红字会等几家，以中华慈善总会为例，其组织架构基本照搬了我国的行政体系，在北京设立总部，省级、市县一级拥有许多基层组织，被外界视为“官办社团”。慈善组织设立的门槛过高阻止了人们做善事。目前，慈善组织必须挂名在一个政府机构下才能成为合法组织，而很多慈善组织因为找不到政府单位只能将基金会登记为企业，这样就需要按照企业的税收税率进行纳税，实际上阻碍了民间慈善力量的发展。
　　2. 慈善机构本身值得完善。第一，有关慈善的规范性文件很少，公信度低。我国的慈善组织对善款的决策权力往往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中，私吞和擅自挪用公款的事情常有发生。一项针对5 000千人的调查指出：64.5%的人表示，如果手上有钱，宁可自己寻找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通过基金会。[2]所以我国慈善组织的透明度还不够，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在善款的流向上高度透明，捐款者很容易查到捐款的用处，如美国慈善机构的财务开支都要通过税务局的严格审计，我国的慈善组织只有在政府的监督下才将信息公开，这些本来就是组织份内的事情，但仍然浪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缺失问题。第二，慈善机构能力弱。中国的慈善组织缺乏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各组织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难以形成合力。
　　3. 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不强，慈善还没有成为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根据中国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截至2004年底，中国慈善机构获得捐助总额约50亿人民币，仅相当于中国2004年ＧＤＰ的0.05％，而同期美国的这一数字为２.１７％；我国志愿者服务参与率按目前的４ ０００万人计算为３％，而美国为４４％；从慈善机构的数量来看，美国目前有１２０万家慈善基金组织，我国只有２００家左右。我国注册登记的国内企业超过１ ０００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１０万家，即９９％的企业从未参加过捐赠。[11]因此，培养公民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提倡“慈心为人，善举济世”的慈善文化势在必行。
　　 三、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
　　在初次分配领域，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倡导以效率为主，同时兼顾公平，使劳动者的付出和报酬收入相称。要使初次分配更加公平，必须适时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和提高最低工资；必须健全工资谈判机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工会组织；与此同时，政府还要加大对西部和贫困地区的扶持，缩小东西差距；尽快落实农民的公民权，撤出城乡二元制的樊篱，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必要的条件——如进一步放低农民变市民的门槛，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受教育问题，使农民工能够“进得城，留得住”；减少对国企的资源、政策扶持，打破行业垄断，将所有企业放到统一平面公平竞争，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更好地运用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的“削峰扶低”的功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具体而言，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明确中央和地方在事权和财权方面的具体分配；在此基础上，适当放宽地方权利，使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因地制宜地制定和调整当地的政策；完善税收政策，提高薪俸的最高税率，减少社保缴费，开征遗产税、财产税等税种，充分发挥税收的“削峰”作用，构建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税收体制。在转移支付方面，要在增加全社会福利的同时，采取措施促使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增加，缓解收入的不平等。同时要关注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减轻“教育”、“住房”、“医疗”三个方面的支出对普通百姓的压力，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增加社会生活的安全感和公平感，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完善相关制度，促进第三次分配的发展。一是通过相应的税收减免制度的建立，鼓励更多的企业和个人投入到社会公共事业中去。二是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发挥媒体的宣传作用，大力倡导慈善理念，广泛动员社会力量，让慈善成为一种文化。三是要保证整个捐赠过程的透明化，相关查询、监管、审计等各个环节的规范化、程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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