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经济学中的一对范畴，二者如影随形、相伴存生，而政府的公共政策也总是在二者之间摇摆移动，忽而多一些平等的声音，忽而对追求效率发生了兴趣；有时候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平等）；有时候则宣称要又好又快地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总是难于实现多快好省、皆大欢喜的通赢局面。对于效率的追求存在较少的歧义，任何人、任何组织和集团都愿意做大、做强，成为相应领域的龙头老大。而平等则比较复杂，反映了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人对人的一种态度。完全、无差别的平等总是人类一个难以企及的终极理想。人和人之间的平等，不能简单理解为物质上的“相同”或“平均”，主要在精神上要实现互相理解，互相尊重，能够把对方当成和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现代社会的进步，就是人和人之间从不平等趋向平等的渐进过程，是平等逐渐实现的过程。而这又体现了所谓的社会正义（Justice或Fairness）。英国学者A.J.M.米尔恩提出了“实践理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同样的情况应该总是被同样地对待，只存在相关差别的地方，才应该有不同的待遇”[32]。当代伦理学要求对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和平等给以保障的同时，给某些群体，如残疾人、儿童、妇女和老年人更多的关心，体系设计向弱势群体做适当倾斜。不局限于现金收入的生活保障和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重视社会、心理和文化性伦理因素在需要满足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不唯如此，学校教育作为改善底层生活状态的一种手段，日益受到重视：“学校教育可以使人在健康、婚姻、为人父母有良好的判断力，学校教育同时也对消费价值有显著影响。学校教育同样具有无可替代的非金钱回报。”[33]
　　有些学者坚持这样的立场：平等地对待平等是一种平等，不平等地对待不平等也是一种平等。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就反诘弟子：“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孔子坚持“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这就是平等相待；毛泽东从斗争的哲学角度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这是需要勇气和一定根底做衬托，没有大智大勇，绝无可能。绵羊永远不可能跟老虎狮子平等坐到谈判桌前划分势力范围讨价还价，而豹子狗熊就有可能：势力相埒也。社会公正如果不假以国家干预，只能是强者的利益瓜分，“财富分配在任何时代都是必不可少的经济活动”[34]，在社会财富第一次分配中体现效率，通过第二次分配向弱势群体倾斜，而作为第三次分配的慈善事业更能彰显以人为本、体现社会主义人道精神，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现有分配制度无法兼顾效率和公平，正义因此成为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35]。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就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贫富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36]。有远见卓识的学者早已洞见市场竞争的弊端：“在正常条件下，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一个社会对每一个公民都要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平，都要从经济上保证其生存；反过来说就是：每一个公民都有向社会要求保证其最低生活的权利，都有向社会要求保证其最低消费的权利。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公平永远居于首要位置，效率永远居于次要位置。”[37]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使百分之几的人富起来，但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多的人的富裕问题。
　　如果从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提交发表算起，到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是国家干预平等向自由市场效率的倾斜和转折，期间共三十二年。那么，中国从1978年政府管理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到2010年也是三十二年，弹指一挥间，“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正是基于对新中国前三十年（1949-1978）一段公平胜于效率的回忆，许多人才对目前中国面临新的发展前途表现出普遍的忧虑：“从1988年至2007年，全国范围内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由7.3倍扩大到23倍。”[38] 而作为描述贫富差距的“居民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98上升到2005年的0.561”[39]。 　对于任何一个美好的社会，和谐因素要求我们综合运用经济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结合。第一，从经济学上来看，市场经济是亚当·斯密的自私自利的自由竞争；第二，从伦理学审视公平，用来指导人们在不同政府政策之间做出比较，对不同的偏好做出选择；第三，政治学的普遍原则要求政府在执行相应功能时，充分运用税收工具的调节功能，从效率向公平的转移，不仅仅是财政支出的有效转移，更多体现人道和利他主义的进步。诚如陈少峰老师在近作《正义的公平》所设想的那样：“就任何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而言，不仅要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效率来提高社会保障所实际增进的公民福利总额，而且也要通过效率来促进处于实现基本权利阶段的公民能够不断改变处境，使具有竞争潜力的人群的处境变得更好。”[40]
　　作为对2007-2008年经济危机的反思，人们重新产生了后凯恩斯主义时代的热情，国家干预主义成为新的潮流：“政府应该在管理经济方面大有作为。政府大有作为的要求应该是恢复成为一个潜在有理性的经济活动中的参与者，而不能仅仅作为选票的搜求者。”[41] 笔者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社会福利实施的社会保障措施优越性将在以下诸方面对公众生活产生影响：一是文化方面，当被视为公正的社会制度做出了相应贡献，会提高公众对政府的认可，增加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二是政治方面，政府安抚弱势群体的行为有助于稳定社会不安全因素，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增进政府执政能力提高；三是经济方面，社会保障改善了人力资本构成，促进了工作意愿，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有积极的正面作用。被认为是效率向公平转折风向标的“十二五规划”必然有所作为，我们都将拭目以待。借用奥肯在《平等与效率》最后结论中的呼吁：“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
　　
　　注释：
　　[1][英] 哈特利·迪安：《社会政策学十讲》第19页，岳经纶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法]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8页，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