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新的经济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1976年随着一代强势伟人的相继去世，中国以阶级斗争为指导的“文革”也走到了尽头，对经济生活的关注、要求改善民生的呼声日益高涨。1978年末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时以邓小平复出为标志，新中国在改革开放指导下的经济建设艰难起步。邓小平于1979年1月访美，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新中国加入到世界经济大家庭中开始围绕经济建设进行新的探索：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取代了绝对平均主义的一大二公；而作为改革开放示范特区——深圳的经济发展口号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弗朗西斯·福山这样评价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中国的领导人开始承认市场经济和经济决策权下放的必要性，也承认必须积极参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分工；同时，随着知识精英的出现，已公开表示愿意接受更大的社会两极分化。”[28] 而1992年邓小平在北国春寒料峭的时节到南方讲话，则把新中国的市场经济活动推向了新的高潮。邓小平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29]的判断标准，“三个有利于”的核心就是生产力标准，效率仍然是中国经济的重心所在。
　　不唯如此，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国外经济节奏完全合拍：“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撒切尔和里根当政时期，一场意识形态与政治激变四处蔓延，并且越来越使以下的观念合法化：国家（或美国的联邦政府）已变得在经济上太庞大、太具干涉性，而且花销太大，不断地排挤私有投资和计划，阻遏私人储蓄并且影响了个人的积极性。除此之外，新的观念还包括这样一种认识：福利国家是奖励依赖而不是鼓励工作”[30]。因此，1979年5月素有“铁娘子”称谓的撒切尔夫人（1925-）在英国唐宁街10号主政，实行了一系列削减福利计划就不足为怪了，激烈的私有化政策给没落的帝国打了一针清醒剂，使人们重新认识自由经济中已有的社会保障和国家干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作为二战以后首起的“民主福利国家”，英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刚性支出持续居高不下，国民过多依赖社会保障和救济，个别人甚至愿意躺在其他人创造的劳动财富上坐享其成，这有违创建社会保障者的初衷。其不利结果是国家的福利支出迫使政府扩大财政开支，造成赤字经济。各届政府又通过发行货币弥补财政赤字，而货币的过度发行又进一步拉动物价上升，造成新的通货膨胀，受害者又转嫁到普通老百姓和失业工人。类似英国的福利国家不同程度的经济恶化加剧了不平等，更加引起失业人员生活状况恶化。社会保障机构成了社会施舍衙门：造成政府与民众对立，缺少人文关怀，社会矛盾突出，政府扮演了费力不讨好的两难角色，同时说明如何处理社会保障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愈显重要，而国家干预、力图消除不平等的初衷遭到质疑。继而兴起的自由主义解决方式无非就是撤消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降低税率，以此让位于自由市场机制可以自动修正所面临的问题。
　1980年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1911-2004）以七旬老人身份击败了民主党在位总统吉米·卡特（1924-），赢得大选，上台伊始就在美国实行减税刺激经济计划，被后人称为“里根经济学”的主要措施包括：所得税降低25%、减少通货膨胀、降低利率、增加政府赤字和国债，对商业行为撤销或减少管制，使美国经济在历经初期的急剧衰退后，于1982年开始了非常茁壮的经济成长。里根任期内始终对联邦政府在处理问题上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在国家干预经济问题方面。作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坚定维护者，里根总统在1981年3月30日遇刺后，面临举世罕有的良好机会可以在美国全面推进禁枪运动，仍然不失绅士风度地强烈反对禁枪，起因是他坚定地相信人民为保护自己的安全和自由而有权利持有武器；同样是这个耄耋老人，在1986年由于不能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而拒绝出席哈佛大学三百五十年校庆，双方都秉持了自由主义的传统。
　　以上这一切都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学术气氛合拍。1979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夫妇把在电视节目中广受欢迎的演讲资料汇集出版了《自由选择》一书（1982年中国商务印书馆即翻译出版），该书作为少见的学术著作连续几个月荣登美国最畅销书籍榜首，这也是社会公众对自由主义的呼应，恰恰与1933年罗斯福总统为推行国家干预、刺激经济复苏的炉边谈话相对应。这一切都昭示了一个新时期的到来，不唯如此，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作为一种风向标成为后来经济历史发展的契机和转折点。
　　罗纳德·里根不仅完全被拉弗曲线迷住，而且在就职典礼那天公开宣称：“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政府干预社会经济活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从凯恩斯主义诞生以来的经济政策面临生死存亡。不仅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的英美如此高调批判凯恩斯主义和国家干预，墨西哥的领导人卡洛斯·萨利纳斯也“推行了一整套自由主义，进行了范围广泛的经济自由化的改革，包括降低税率、减少预算赤字、私有化（在1982年到1991年期间，1155个国有企业被卖掉875个）”。平等与效率的天平此时此刻倒向了效率优先，1990年针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而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美国政府主导下形成了所谓“华盛顿共识”，和平演变、经济渗透的指向昭然若揭；就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中国改革初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成就。然而，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国同样面临平等与效率的争论和思考。
　　
　　六、平等与效率的历史纠结
　　
　　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平等（Equa-lity）的解释，可以指法律上的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会平等、机遇平等，甚至结果的平等（商品分配领域）；类似词语还有公平（Equity或Fairness，所谓费厄泼赖是也）、公正（Justice）等。延伸意义的公正、公平（Justice）即罗尔斯（1921-2002）追求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第一个原则是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第二个原则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例如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只要其结果能给每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它们就是正义的。”[31]
　　效率（Efficiency）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没有独立词条，借助相关条目和其他词典，我们大体可以试着给出这样的解释：较少投入、更多的产出；经济总体数量增加（如GDP）；较少的浪费、物尽其用。简单说就是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按照经济学的分析应当是给定投入和技术的条件下，经济资源最少浪费，或对经济资源做了能带来最大可能性的满足程度的利用，换言之即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的一个简化表达。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