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也催生了一批现代民主国家，特别是由于宗教迫害而追求自由的新教徒：这些人四处飘荡而把新教伦理认可的资本主义精神带到了世界各地，特别是美洲大陆成为自由资本主义的第二个成功试验� Ｃ拦
同样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也催生了一批现代民主国家，特别是由于宗教迫害而追求自由的新教徒：这些人四处飘荡而把新教伦理认可的资本主义精神带到了世界各地，特别是美洲大陆成为自由资本主义的第二个成功试验场。美国建国之父之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总结的美国人具有的那种精神就是：禁酒、默言、有序、坚定、节俭、勤勉、诚挚、公正、节制、干净、宁静、贞洁和谦逊。而富兰克林自己则被后世称为——资本主义精神最完美的代表，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是他自己所说过的一句话：“诚实和勤勉，应该成为你永久的伴侣。”亚当·斯密这样描述当时的海外殖民：“英国的清教徒，因在国内受限制，逃往美洲以求自由……”[11]1776年活跃在北美大陆的英国殖民地人民为了反抗不公平的征税首先于六月发表《弗吉尼亚权利法案》（The Virginia Bill of Rights） ——此为《独立宣言》的前奏，在美国最著名的这两份早期历史文献中，美国创建者在吸收欧洲人权思想的基础上，庄严提出“所有人都是生来同样自由与独立的，并享有某些天赋权利……享受生活与自由的权利，包括获取与拥有财产、追求和享有幸福与安全的手段”“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诞生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为此开列了一份权利清单，从此人的权利多由法律明文规定，立法层面开始从禁止性规设权利义务向授权型规设权利义务转变，而且法学界尊奉其一“法无明定不为罪”，其二“无救济不收税”的理念，为人类权利扩张开了先河，人类普通民众从匍匐在地的臣民向与王权抗衡的平起平坐的谈判地位嬗变。而真正要实现公民权利与国家责任的匹配，必须有法治做后盾，这一工作由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民法典》完成：“1789年法国大革命及其部分思想——尤其是人权表现在政治上主动的‘公民’而不是统治者的纯粹‘臣民’，共同遵守的行政法则，国家与公民的直接接触——在19世纪初由法兰西元帅和皇帝拿破仑以《拿破仑法典》的形式在欧洲其他地方分传播，在现代国家产生的过程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12] 基于这个意义，公民权利终于可以摆脱臣服的婢女地位，公民文化从臣属向参与型转变，19世纪体现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主要集中于普遍选举权和平等的政治参与权，然而，同一片蓝天下的有色人种、奴隶、“贱民”，甚至妇女直到许久以后的漫长等待才逐渐拥有了类似的平等自由权！
先贤的“天赋人权”或“自然法”要求代表了道德和正义，是进步和法治的体现，民主社会治下的“每一个公民都有向社会要求保证其最低生活水平的权利，都有向社会要求保证其最低消费的权利”[13]。权利观念的变化远远不止于此，20世纪以降，人权运动的一个突出表现趋势是从消极接受到积极争取权利的逐步递进。20世纪以前，从洛克（1632-1704）、卢梭（1712-1778）和潘恩（1737-1809）等联邦党人开始，在反抗王权专制的过程中，主要以个人自由主义为核心；以亚当·斯密（1723-1790）为基础建立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秉持着“政府仅仅作为守夜人”的角色，信奉“管的少的政府才是好政府”的理念，政府作用被边缘化。公民权利表现为一种消极权利：政府不干涉原则。政府甚至被看作一个可能造成危害的潜在暴君，如霍布斯（1588-1679）在《利维坦》[14]中的论述。J.S.穆勒（1806-1873，也译作密尔）早期秉持“个人幸福至上至大”的个人自由功利主义原则，后期则有所转向“社会出于正义必定应当对那些天资相对欠缺的人予以某种补偿，以平衡优势差距，而不应当进一步加深这种差距”[15]。 特别是“由于存在先天的失灵缺陷，市场机制不可能有效解决社会正义问题，这就需要通过政治程序及其改革来进行公共福利的再分配，以回应社会心理结构的公平诉求”[16]。然而，在资本主义和自由经济创造的历史功绩光环下，国家干预的声音显得弱弱无声。
三、国家干预主义和
第三条道路的探索
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波动起伏的命运，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高涨、衰退、萧条和复苏的循环往复。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和普遍的经济萧条，几乎宣布了无序自由竞争的死刑，1936年2月4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成为宏观经济学和国家干预理论的代表作。该书的出版立即在经济大危机后惊魂未定的西方世界引起了轰动。包括远在美国的萨缪尔森等人都翘首期盼早日拜读这本晦涩难懂的著作。后来西方学者评论道：“凯恩斯是在致命危机威胁资本主义世界时挽救和巩固了这个社会。”“《通论》被公认为是一本拯救资本主义的著作，而凯恩斯则被公认是它的‘救世主’。”[17] 同样，美国总统罗斯福则在实践中执行了这些政策。而作为前殖民地运用自由主义对抗王权的承继者，罗斯福也秉承了先贤的主张：自由主义不排斥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在所有各种形式的政府当中，最好的政府是能够提供最大幸福和安全的政府，是能够最有效地防止弊政危险的政府……”[18] 凯恩斯一生对经济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曾一度被誉为资本主义经济事业的“救星”，特别是二战以后国家干预主义和社会保障福利的建设皆可归功于此[19]。与古典单纯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相反，他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无法解决失业问题。凯恩斯通过引入不稳定和预期性，建立了流动性偏好倾向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投资边际效应概念的引入推翻了萨伊定律和存款与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是以解决就业问题为中心，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当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社会对商品的需求超过商品的供给，资本家就会增雇工人，扩大生产；反之，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就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资本家或者被迫降价出售商品，或让一部分商品滞销，因无法实现其最低利润而裁减雇员，收缩生产乃至停业。因此，就业量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点，由于在短期内，生产成本和正常利润波动不大，因而资本家愿意供给的产量不会有很大变动，总供给基本是稳定的。这样，就业量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这个与总供给相均衡的总需求就是有效需求。按照凯恩斯主义建立起的一套国家干预的宏观经济理论，资本主义在二战以后的重建经济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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