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剧场效应的结果。在斗争大会上，“这时的人们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特定的剧场，主演们的表演感染着所有的人，人人（除了被斗者）都投入到剧情中，互相感染着，激励着，仇恨开始叠加，愤怒自然升级，群体一致的行动，高昂的情绪赋予了人们表演的‘正当性’，驱使着人们做出平时根本无法想象的恐怖之举，剧场效应使得参与者不知不觉中步入了带有血腥味的狂欢”[19]。在地主的罪行一点点地揭露放大出来时，在组织者一次次带领大家呼喊的口号中，群众的情绪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很快被煽动到了极致，他们进入了一种催眠式的迷狂状态，成为了本能控制下的奴仆。在现场，甚至有人因为过于激动而死亡[20]。斗争会上嘹亮整齐的歌声，煽动性的口号增加了会场的狂热氛围，这时只要有积极分子的一点点暗示，这种复仇情绪就会马上相互感染，如同病菌繁殖一样迅速扩散开来，于是就会出现无法控制的混乱场面，“群众的怒吼声有如大海的怒涛，响彻原野。就连站在场外旁观的人们此时也不由得义愤填膺。在这一片怒吼声中，‘把他吊起来！’的呼喊，盖过了所有其他的声音。大会主席和到会的干部也无法制止，愤怒的群众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存在”[21]。
　　四是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群众队伍中往往龙蛇混杂，一些最贫困的流氓无产者往往是最积极勇敢的斗争者，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斗争起来也就毫无顾忌[22]。早在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认识到参加革命的队伍中不乏乡间痞子，包括“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丝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他们贫困潦倒，见风使舵，为乡人所不齿，但是作为革命的先锋，“一切破坏的工作，都只有他们做得出”[23]，这些流氓无产者敢打敢拼，冲锋陷阵，为土改工作开创新的局面，领导者对具有他们的这股冲劲十分赞赏，往往忽视了背后隐藏的不良动机和行动本身强烈的破坏性。在土改过程中，他们积极行动，勇往直前，不惜捏造问题，讹诈地主，目的不过是为了占有更多的财物，占据了领导地位更容易为权力所腐蚀，做出比被批斗的恶霸更无耻的罪行。《暴风骤雨》中张富英斗地主老崔家有功，只是因为二人有私仇而已，以阶级仇恨的名义来报个人的恩怨，当上农会副主任后把郭全海排挤出去，把农会搞的乌烟瘴气。
　　在斗争大会上，他们在人群中煽风点火，只需寥寥数语的暗示就能将群众的仇恨发挥到极致，把大会的紧张气氛烘托到高潮。他们再适时地带头动手打人，群众受到狂热情绪的感染，失去了理性，也就会一拥而上，无意中成为他们的帮凶，在革命的名义下成为了集体的暴力实施者。群体的暴力不仅间接实现了他们的斗争目标，同时也遮蔽了他们在这场流血事件所应承担的责任。
　　土改进行的过程就是一个全新的革命群体建立的过程，经过工作队员们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农民逐步打破了原有的血缘地缘观念，建立了新的阶级伦理观念和对革命权威力量的崇拜。处在集体中获得了心理上的安全感和虚幻的力量感的同时，个人也失去了个性和声音，没有了独立的思考，只是盲目地跟着领导者行动而已。而在斗争会这一具有狂欢色彩的权力交接典礼上，在受到情绪的感染下出现平日里没有的集体暴力行为，这种现象固然与当时的农民文化水平低，缺乏法治观念有关，更重要的是身在集体中的自我意识和自控能力的缺乏有关。
注释：
　　[1]王友明：《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第101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2]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再复、林岗的《中国现代小说的政治式写作——从〈春蚕〉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载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第34-4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从人道主义的视角对政治式写作进行了反思。唐小兵的《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雨〉》（第111-12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从写作方式、语言形态和象征形态三个层面，透过文本的裂隙，考察文本是如何有效地阐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揭示文本运作过程中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陈思和的《土改中的小说与小说中的土改——六十年文学话土改》（载《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提出当代文学中没有土改的经典之作，原因在于作家遇到了暴力书写的写作瓶颈。
　　[3][13]费孝通：《乡土中国》第30、40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11][12][14][15][18][法]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64、18、19、17-18、44、11页，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5][9]转引自卢晖临：《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社区研究的发现》，载黄宗智：《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第160、1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6][7][奥]弗洛伊德：《文明与缺憾》 第65、335页，傅雅芳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8]李康：《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年冀东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
　　[10][19]转引自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年）》，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16] 赵树理的作品《地板》即是对这一道理的形象化阐释，载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一卷）第63-69页，[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
　　[17][21][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198、219页，邱应觉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20]在1947年9月15日晋绥日报第二版有一则新闻，标题为“贫农武老三激愤过度逝世”，其中介绍三区张家沟村贫农武老三，在9月7日联合斗争地主大会上，向顽滑地主张五十九诉苦，因激愤过度而死亡。他被认为是烈士，“武老三在和地主阶级斗争的战场上牺牲了，和在前方牺牲的烈士一样光荣！”虽然他的死亡与他长期患病，身体虚弱有关系，但当时过于狂热的氛围显然是直接的诱因。
　　[22]“在积极分子或‘革命先锋’当中，确实既有原属赤贫，除了革命别无出路，‘苦大仇深’因而格外坚定的觉悟分子；但也确有家无恒产亦无恒心，只求趁风捞一把的‘勇敢分子’即投机分子，这一部分在经济地位和道德面貌上原属流氓，革命顺利时会成为希意承志矫枉过正的暴民，革命退潮时往往反水”。邵燕祥：《邵燕祥自述》，载高增德、丁东：《世纪学人自述》（第六卷）第452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