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共同的生存之痛。“痛苦的个体如何感知集体的被剥夺？还要把自身痛苦视作集体被剥夺的一部分？如何把这种被剥夺转变为普遍的革命推动力，导向改变处境的集体行动？……而使人们意识到冤情、找到归咎处和改变处境的道路，正是革命动员的过程”[8]。革命群体的组织是在诉苦会上形成的，农民将自己忍受的屈辱，生活的辛酸一一倾诉出来，在获得广泛的理解和共鸣之后，一个具有着共同的人生经历（为生存而挣扎）和情感基础（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开始形成。本来，一个农民养活不了自己的家庭，欠下外债，到了卖儿鬻女、缺衣少食的境地，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自己会产生强烈的自卑感和屈辱感。通过集体的诉苦，贫穷不再是令人羞耻的，不是个人的无能为力，而是劳动成果的被剥夺，而越贫穷也就越意味着苦大仇深，个人品质的善良高尚，形成“越穷越光荣”的道德氛围。这样，自卑感被有力地驱逐，代之以自信与骄傲。
卢晖临认为：“土改初期，贫苦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控诉，基本上是指向‘生存伦理’方向。”[9]诉苦会中的控诉多是地主的打骂，日常琐事，生存的艰难，而不是所遭受的经济上的剥削。《翻身记事》中的通明念念不忘小时候地主不让在他们地里拾谷穗，《暴风骤雨》中赵玉林不在意“赵光腚”的绰号带来的侮辱感了，他谈到腊月天穷得揭不开锅、一家人又冷又饿而苦不堪言的窘况时，他的诉苦引起了听众的强烈共鸣。共同的人生苦难经历瞬时打通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在经过组织者适时地将“生存伦理”上升到阶级仇恨的高度，指出穷人的贫困正是地主们不劳动剥削他们的劳动成果而造成的，普遍的屈辱情感经验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对富有者的仇视和对同病相怜的其他成员的亲切。
　　“诉苦过程由小而大，小组诉、大会诉、到处串通，反复的诉，越诉越痛，越痛越伤，越伤越气，越气越起火，越起火劲头越大，大家宣誓结成巩固的阵营，浩浩荡荡游行示威，燃烧着遏制不住的斗争怒火，理直气壮的去找地主斗争，把地主打得伏伏在地”[10]。诉苦需要唤醒原本在农民记忆中早已忘却的生存痛楚，而痛苦记忆一旦唤醒，仇恨由此而生，并且在一遍遍的回味与诉说中像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多，直到打倒曾经压迫过自己的地主，才能消除强烈的复仇情绪，心理上获得一种满足感。《阿婵》中的阿婵是一位受到地主虐待的婢女，只会怨自己的命苦，在当年的血衣和棘竹鞭子被发现时，她的痛苦记忆终于苏醒，成了斗争中的积极分子。
　　正是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现实生存条件的恶劣，在平均主义的狭隘心理的鼓动下，在诱人的物质利益驱动下，在痛苦的生存经历感染下，原有的道德标准和伦理原则慢慢瓦解，革命伦理开始移植入人们的头脑，一个具有共同行动目标和感情思想的群体开始形成，在长久以来没有什么变化的乡村掀起了一场革命的风暴。
　　
　　二、群体的特征
　　
　　当工作队进村之后召开村民大会的时候，尽管很多人站到了一起，但是他们缺乏明确的目标，还不是一个组织化的群体。经过了多次动员宣传、组织开会，启发觉悟，他们才真正构成了一个群体。“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感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11]。组织起来的贫农团同样表现出群体所具有的上述倾向。
　　集体中往往理性消失，情绪和本能发挥作用。无数个个体组成了一个严密的群体，其中的个性差别开始消失，彰显出来的是群体的共同特征，这就使得个体在群体中会表现出与平时截然相反的性格。“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12]。在狂热的斗争氛围感染下，原本无意出头的个人会因为人多势众，感觉到集体力量的势不可挡，再加上物质利益的诱惑，被压抑的心理能量得以宣泄，马上变得积极勇敢。在向地主斗争时，他们作为个人是不会有勇气单独去找地主要红契的，需要成群结队以集体的优势去压倒地主的威势。个人只有身在集体之中才能获得了力量感，而在集体中具有支配行动力量的是领导者的理性，而是集体的狂热情绪。“愤怒把全会场包围住了，如果这时有哪一个敢于表示相反的意见，那恐怕他要被会场所撕碎了”（《咆哮了的土地》）。在全场狂热氛围的影响下，人们很难冷静地独立进行思考，往往随波逐流地开始行动。
　　“一种理想的服膺与推行，其心理上的先决条件是坚强的意志和热烈的情绪，理智的质疑分析自居次要的地位，以至于没有多少地位。这种心理上的准备，事实上和接受一种宗教的心理上的准备是完全一样的”[13]。对于没有文化的农民来说，听文采那样滔滔不绝的长达六个小时的演讲国际形势、现行政策，完全超出了农民的接受能力，无异于对牛弹琴。与其诉诸理性的逻辑不如唤起共同的情感经验，一些现实的具体事件更能触动群众敏感的神经，像引燃了导火索导致群体事件的发生。《暴风骤雨》中，斗争韩老六由于各方面的阻挠暂时陷入了僵局，而毒打小猪倌的事件这一突发性的小事件却一下子激起了人们报仇的怒火。当老田头出于同情要盖住小猪倌血肉模糊的身体时，萧队长却要先让大伙都看看，这才是小猪倌受伤的真正意义，只要展示一下被压迫者的受伤身体，这一生动鲜活的场景就能马上触发起人们的报复情绪，起到立竿见影的实际效果。
　　集体中的人们失去主见，易受暗示和感染的作用。处在集体中的个人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很难还能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害怕个体孤独无力的感觉，宁愿放弃自己做出选择的自由来顺从坚定的集体意愿。在主动失去自我之后，就会出现思想上左右摇摆的现象，表现出冲动、急躁、多变的特征，集体会做出何种行动完全取决于所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暗示，如同被催眠一样，“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他会因为难以抗拒的冲动而采取某种行动。群体中的这种冲动，比被催眠者的冲动更难以抗拒，这是因为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个人有着同样的作用，相互影响使其力量大增。在群体中，具备强大的个性、足以抵制那种暗示的个人寥寥无几，因此根本无法逆流而动。他们充其量只能因不同的暗示而改弦易辙”[14]。
　　在《暴风骤雨》中，前几次斗争韩老六的大会之所以不成功，就在于有几个韩老六的亲朋故友也在参加大会，当斗争气氛达到高潮时，他们想尽方法转移话题，缩小矛盾，帮他说好话，这样原来两大阵营对阵的紧张气氛就因为几句帮腔的话而消失，群众情绪由高涨突然跌落到低谷，连开会的耐心都没了，斗争方向偏转了原来的目标，大会只好不了了之。而到了后面的斗争大会中，由于将韩老六的亲友驱逐出去，事先又做了精心的准备，在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下，群众的斗争情绪始终被刺激着处于高涨的状态，终于成功地将其斗倒。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