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程娟娟，南开大学文学院2009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在40年代末解放区土改文学中，“斗地主”无疑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场景，与动员诉苦、发动群众、组织斗争、分配土地果实、参军支前等土改过程的其他环节相比，它才真正代表着运动的高潮，成为群众充分发动的标志和真正翻身做主人的象征。这样，“经过工作队精心策划的斗争大会就成为一个对原有权力体系进行摧毁和新权力体系开始建立的象征仪式”[1]，而在这一过程中，群情激愤的斗争场面又往往伴随着血腥的暴力行为，若干鲜活生命的牺牲为这个盛大狂欢的象征仪式呈上了祭礼。那么，原本善良懦弱、胆小怕事的农民何以出现如此暴虐的行为，与平时简直判若两人？一些学者曾对于土改文学中的暴力行为从不同角度进行过精彩的解读[2]。本文则主要从群体心理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解读，一个具有共同行动目标和情感基础的集体形成之后，如何在暗示和感染的作用下做出在平时看来不可思议的集体暴力行为。
　　
　　一、群体的形成
　　
　　“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我所谓‘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3]。要想把出于松散状态的农民组织成为一个有共同目标和情感基础的组织严密的群体，将“差序格局”的固有乡村血缘、地缘关联通通打破代之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的新的乡村格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农民是渴望拥有土地的，而当工作队到来时他们却是非常被动地左顾右盼，不愿真正地采取行动。如果以为农民很快会一呼百应地响应上级的号召开展运动，就会遭到“意料之中的失败”（《暴风骤雨》中萧队长语）。
　　最大的障碍就是农民长期沿袭下来的传统思想，主要包括旧有的命运观“发财得靠命的呀”（《暴风骤雨》中老孙头语），勤劳致富的思想“翻身总得靠自己受苦挣钱，共人家的产，就发得起财来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顾大姑娘语），人情面子的顾虑“几十年种着人家的地，又是一家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侯忠全语），当然也有出于现实利害的打算，“怕工作队待不长远，‘中央军’来了抹脖子”（《暴风骤雨》中老初语）。
　　进行动员宣传的手段主要是讲道理，宣传农民养活地主的新理，来取代“地是人家的”“财主养穷人”的老理。“与其说咱是穷‘命’，倒不如说头脑还没转过来。自己一滴血一滴汗挣的营生，白白给人家去享福，自己吃糠咽菜，卖儿鬻女还说是命该如此。说来说去是受人家拢了，谈起来，这真叫千古奇冤！”（《晴天》）因为契合了农民辛苦劳动却无法维持生活的不平心理，这一点很容易引起共鸣。此外，还将这个道理用多种艺术形式呈现出来，形象化地揭示地主的罪恶，如歌曲“地主压迫咱，压迫了多少年……咱们要团结起来把帐算，把帐算……”快板“共产党，人人夸，土地改革遍天下！穷乡亲，闹翻身，血海深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话剧《杨四喜转变了》（《春回地暖》）都能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在短时间内帮助农民提高觉悟，即便是没有多少文化水平的农民也能领悟到其中的道理。
　　只要农民接受了这些道理，向地主进行斗争要回土地就会减轻心理上的障碍，因为这不是去强占别人的土地，而是将自己的原有土地从地主处要回来而已。通过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受苦并不是命不好，而是受到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现在是穷人的世界，可以理直气壮地重新分配地主的所有财物。
　　“传统代表着过去的观念、欲望和感情。它们是种族综合作用的产物，并且对我们发挥着巨大影响”[4]。那么，在一个社会动荡十分剧烈的年代里，在传统的定势思维向新式的革命道理转化的过程中，是什么原因使得农民可以迅速接受这些外来的“离经叛道”思想，放弃了长久主宰心灵的传统观念呢？或者说，二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可以衔接的阶段或共同的心理因素。
　　首先，平均主义的强烈诉求。“农民对私有财产有着一种天然的敬畏和尊重，其核心是对于财产界限的清楚认识和尊重，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保守性的一个主要内容，也是使得他们接受社会分化结果的主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农民又有一种突破（或者混淆）财产界限的‘平均主义’倾向，准确地说，是一种‘吃大户’的心理”[5]。自近代以来，农村经历了诸多的战争灾乱、自然灾害，再加上苛捐杂税的层层盘剥，出现经济凋零、民不聊生的普遍贫困化状况。特别是底层的农民挣扎在生存线上，为了活命不得不背井离乡，甚至卖儿鬻女。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对于生活较好的地主富农就会由羡慕到嫉妒到强烈的不满。虽然农村经济状况普遍不好，二者之间的差别也许只是“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的不同，内心也会难以抹去愤愤不平之感。另外，由于乡村原有的自行运转、自我调节的功能已经丧失，频繁的政权更迭导致乡村权力结构的不断重组，一些地痞流氓、乡间恶霸趁机攫取了乡村权力，将已经弱化的乡村的和睦互助之风丧失殆尽，他们巧取豪夺、横行乡里，民愤极大，如《暴风骤雨》中的韩老六，这样导致贫富之间的矛盾冲突进一步激化。
　　其次，自我本能的激发。席勒说过：“食欲和爱情推动了世界的前进。”弗洛伊德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食欲可以看作代表旨在保存个人本能；而爱情则寻求对象，无论从什么观点看，自然赐予它的主要功能都是保存人类。”[6]对于世代耕作的农民来说，土地就是安身立命之本。“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对于无地、少地的农民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长久以来，农民的物质欲望受到极大压抑，现在在新的环境条件下，他们被得到土地后的美好生活前景所激励着，处于重重束缚之下的本能欲望得以释放，重新燃起了生活下去的希望和积极行动的激情，“他（郭富贵）要地的心切，有股猛劲，不怕事，他一个劲的四处找人，只想一下就把红契拿到手。他一生还没见过这个命根子的东西呵！”（《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可以说是农民要求获得土地的内心呼声。当然，本能罩上了革命的合法外衣，一旦完全释放出来而不加以引导和控制的话，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任何一种本能从来都不是一种瞬间即逝的冲力，而是一种永恒的力量”[7]。土改中人们对挖浮财比分土地更热情，斗完地主斗富农以及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都和现实中农民不断受到刺激而增长的物质利益诉求有关。正是在实际中一再地强调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没有对农民的某些过分要求加以有效的制止，压抑的心理能量突然释放出来如洪水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于是过激现象的发生在所难免。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