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自然人性：“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一个时代的文学会依赖于当时的哲学思潮，它们之间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离的。明代的思想发生剧烈转变，许多新生思想开始崭露头角，其间王阳明心学的崛起，对以朱熹为代表的正统意识形态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不但影响了明中后期学术思潮的衍变，也促进了士人心态的根本性转变。
　　心学的影响表现在对“人欲”的肯定，即个体的意识和情感不是与“天理”相对峙、不相容的，而是只有通过本体的自觉自愿、祛除外物的蒙蔽，普遍的理性规范和道德伦理才能转化为个体的行为。相对于正统理学，王阳明的心学更多地张扬了主体精神，也更多地肯定了个人意识，蕴含着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指向和独立自由的人格境界。这种观点的诞生和确立象征着程朱理学的逐渐瓦解，心学的崛起为整个思想界吹来了一阵春风，带给被程朱理学压抑多年的士人学子巨大的震撼。
　　心学在出现之后出现了较多分支。其中之一便是泰州学派。汤显祖少年时代的老师罗汝芳正是泰州学派的重镇。汤显祖在《奉罗近溪先生》中说：“受吾师道教，至今未有所报，良深缺然。”足以见罗汝芳对汤显祖影响之深。而罗汝芳的师承较为驳杂，但其思想主旨和论学逻辑则大抵源于王阳明心学的范畴。黄宗羲说罗汝芳“先生之学，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的，以天体万物同体、彻形骸、忘物我为大。”这正是对于本体意识和自然心性的肯定。
　　受教于罗汝芳的汤显祖，思想里也带着鲜明的心学特点。他在《贵生书院说》里云：“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孟子恐人止以形色自视其身，乃自言次形色即是天性，所宜宝而奉之。”这段文字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汤氏对于“人性”的重视和提倡。这些思想，都不可抑制地渗透到了他的作品里，使得《牡丹亭》别具人文思想价值，充满着人性的光芒。
　　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牡丹亭》里充盈着人文情怀的“至情思想”便也带着心学的影子，高扬着人的超越精神和自我意识。将“情”摆在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远超于朱熹所谓的“理”。这种观念，在整部《牡丹亭》里得到淋漓地展现，贯穿于戏剧的整个起承转合里，成为凝聚这部作品的核心思想。
　　在思想界、学术界里蓬勃发展的心学未必能直接传递到社会女性那里，处于弱势受教育群体的古代女性很难了解、接受和领会心学思想的宗旨和含义。而此时，《牡丹亭》正好作为一个传播体，一种具象的表现形式，将这种新的思想，经由戏剧或者书籍的表现形式，传递一些引领时代的信息。
　　《牡丹亭》这部书，无疑是浸染了汤显祖哲学思想的。“至情”思想的最基本含义是指两性恋情，但隐于其中的，还有其深层含义—自然人性。在《惊梦》一出中，杜丽娘说“你道是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亮晶晶花簪八宝填，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22]这句话不仅仅是承接上句，指不愿浓妆艳抹，更是指不愿束缚人性，用繁复的妆容去掩盖人性的本真和纯净，拿“花赞八宝翠裙衫”掩盖了生命个体本来的真善美。汤显祖明中“写情”，暗中“达性”，他的作品也绝不仅仅是一个纯言情作品。他是一个时代思想的书写者，是一个不断行进着的思考者，他把他的思想寄寓在《牡丹亭》里，是对“人情”的肯定，是对人的“天性”的肯定。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大环境下，突然涌现出这样一股新生思想，对于整个女性思想世界的冲击不可谓不大。
　　这种影响不能拿几个个体来谈，也不会有一个绝对合适的个体来证明这种影响。这是一种思想的影响，它的对象，是整个社会群体，思想的渗透是逐步的、缓慢的。接受一个思想学说，需要有一个长久的过程。《牡丹亭》选本的演出从明末到清末一直没有中断过，而且女观众在厅堂园亭、戏馆庙台等多种场合都能观赏到《牡丹亭》，可见《牡丹亭》对贵族女性、平民女性的影响是普遍、深刻而长远的。
　　而从现存的史料可知，在明清时期封建卫道者对《牡丹亭》是深恶痛绝的。在《赣东史迹》中有记载说，清代同治十一年所立的“严禁淫词小说”的“禁书”石碑，高约四尺，长约六尺。[23]上面刻有皇帝禁书圣旨，《牡丹亭》就在其中。卫道士无法接受的是杜丽娘的性行为是自觉而主动地，他们认为这种自觉和主动败坏了传统伦理道德。有人称牡丹亭是“邪戏，恐友人有眷属窥视，故不点耳。”[24]这种否定的态度也在正面肯定了《牡丹亭》思想的解放性和对群众的影响力。正因为它具有这样强烈的感召力影响力，政府才去禁止它的流散和传播。封建王朝用严刑峻法禁止《牡丹亭》的出版流传，正因为《牡丹亭》对封建礼教的冲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才使得封建卫道者惊慌不安。[25]
　　 致谢：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郑劭荣副教授给予了热情指导和宝贵意见，在此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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