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重视与媒体的合作 以上所列举的危机在《申报》上都可以见到。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这些事件具有新闻价值，记者主动进行报道；另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中华书局主动与媒体合作，在媒体上刊登启事或声明。《申报》
1.重视与媒体的合作
以上所列举的危机在《申报》上都可以见到。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这些事件具有新闻价值，记者主动进行报道；另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中华书局主动与媒体合作，在媒体上刊登启事或声明。《申报》是中华书局选择合作的首要媒体，除了《申报》外，《大公报》《晨报》等当时的主流媒体也是中华书局进行媒体公关的舞台。在“民六危机”中，中华书局就多次在《申报》上刊登告示，主要是针对顾客和股东。在1917年8月8日的《申报》上，中华书局就刊登了敬告各埠同行的启事，声明秋季应用各书正在日夜赶印，已陆续发出，绝不误期，可就近向各分局配货，万勿为造谣者所惑。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华书局又陆续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向社会告知书局的最新情况，向股东谋求偿还债务的办法，有效缓解了股东的恐慌和不满情绪。信息的公开透明是应对危机的必要手段，“谣言止于智者”，今天的出版业在面对危机时更要有勇气直面媒体，保证信息传播渠道的畅通。
2.积极谋求行业协会的支持
民国时期上海有上海书业同业公会，属于上海商会的一个分支，是出版印刷业的行业协会。上海书业同业公会对规范同业的经营行为、协调同业之间的关系、协助同业应对危机等方面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曾长期担任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有一定的威望。关于书业同业公会的职责所在，陆费逵曾在1932年就北新书局所出书籍侮辱回教一案中表达过他的观点［13］：
北新侮辱回教之文字确实不堪寓目，不特回教同人痛恨，即书业中人亦多认此类刊物足贻出版界之羞。迩来屡有人函至书业同业公会，责问及此，但同业公会实无权取缔之……今因以行政处分、变更法律，其影响之巨不堪设想，至此不能再事旁观，始登启示，冀与回教代表协商补救办法，此举固为出版界全体利益计，亦为全国人民法律保障计……总之，北新案如依法办理，无论其结果如何不利于北新，书业公会绝无异议，但不经法律手续而废封，想不以为然者，不独书业同人而已也……
陆费逵的这一表态是很明确的，即书业同业公会对同业触犯法律的经营行为绝不护短包庇，但如果不公正的法律威胁到书业同业的利益，公会也绝不会作壁上观，书业同业公会的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要维护同业在法律范围内的正当利益。因此，在“民六危机”、工潮事件以及《闲话扬州人》案中，书业同业公会都曾出面协助中华书局度过难关。
3.主要领导勇担责任
中华书局由陆费逵发起创办，其后他一直担任书局的领导职务，前后长达30年，任职之专且久在业界也是罕见的。在1941年以前中华书局所遇到的每次危机中陆费逵都能够直面危机，冷静、理智地进行处理。尤其是在“民六危机”中，面对内外交困的处境，他的好友汪汉溪请他去做《新闻报》的主笔，范源廉请他去教育部任职，他都拒绝了，选择留在书局和同人一道为书局摆脱困境殚精竭虑。在1927年的工潮中，陆费逵直接与工人代表沟通，并发表了一篇真挚的谈话，对危机的解决产生了积极作用。在危机面前，逃避没有出路，直面危机、勇担责任是企业家要具备的基本素质。
六、中华书局企业管理制度对当今出版业的启示
中华书局比较科学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是支撑其成为中国近代文化企业典范的原因之一，但是其企业管理制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譬如，“人治色彩”较浓（主要是相对商务印书馆而言），陆费逵的个人权威对企业的“法治”造成了客观上的威胁，尽管陆费逵主观上是严格按照企业的规程来行事；发行上，与同行之间的竞争存在着不规范行为；印刷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值过大，后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企业的文化色彩等。对于历史，我们不能苛求，瑕不掩瑜，中华书局的企业管理制度在当时是走在行业前列的，成功地做到了文化与“商务”的巧妙平衡，也就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这对今天的出版业是有启示意义的。首先，找准自身定位，关注社会效益。社会效益在当今出版业中有被淡化的趋势，这是值得警惕的。当前，一些出版社对自身没有准确的定位，在出版活动中过于功利化，“只出赚钱的书，不出亏本的书”。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出版社对于赚钱的书要大量出，明知会亏本的社会效益型书也要适当出。很多时候，“亏本书”虽然会给出版社造成一定程度的经济损失，却能带来社会效益，这是出版社宝贵的无形资产。出版的本质是文化传承，其存在的法理依据和现实价值还在于文化上的创造和贡献，出版社应该始终把对文化和社会效益的追求放在第一位。因此，出版社应该找准自己的定位，在出版活动中注重社会效益，对过去和当今文化中的优秀元素进行挖掘、整理、加工，运用现代化手段以符合公众认知模式的方式进行传播，提高公众的人文素养。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有自己明确的文化定位，商务印书馆的“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中华书局的“关注国民教育”给我们今天的出版行业树立了榜样，对社会效益的注重是出版行业的优秀传统和使命所在。
其次，创新出版理念，拓展经济效益。出版行业自身盈利能力不足，经济效益未得到充分发挥，这是当今出版业发展的又一困境。出版行业的三大板块分别是教育出版、大众出版和专业出版。教育出版的产品主要是教辅教材，教辅教材出版是很多出版社的主要利润来源，但是随着教改方案的实施和学龄人数的减少，教辅教材带来的利润锐减。而在大众出版和专业出版领域，数字化时代新媒体对阅读人群的分流导致利润的稳定性不能得到保证。总体上，就出版行业自身来说，其盈利能力是在衰减的。因此，出版行业需要转变思维，利用新技术开创新的盈利模式。具体来讲，出版业要树立“大出版”理念，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何为“大出版”？笔者以为出版业的“大出版”就是指出版业要在以图书出版为基础的前提下，涉足酒店、房地产、金融、物流、信息咨询等多领域的经营。民国时期的中华书局“书业为主、印刷为辅、多业为补”的经营方针或许能带来一点启示。除了图书出版以及印刷业外，中华书局还办过文具仪器厂和学校，利用厂基地建住宅楼对外出售，投资设立中华大药房等，这些都超出了传统出版的概念，对“大出版”或是一种诠释。传统出版正在逐步衰落，数字出版正在强势崛起。出版业转向数字出版是必然的选择。在数字出版时代，出版业、酒店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物流业等行业可以通过信息平台整合到一起，出版业通过自身的信息优势涉足其他领域的经营，壮大产业规模，提高产业效益，对出版业未来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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