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严格的全程质量把关。中华书局的图书注重精编精校，编校质量之高获得了文化界和教育界的认可。《四部备要》的编辑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四部备要》之前有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前者不同于后者的地
二是严格的全程质量把关。中华书局的图书注重精编精校，编校质量之高获得了文化界和教育界的认可。《四部备要》的编辑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四部备要》之前有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前者不同于后者的地方就在于前者注重实用而非版本，因而《四部备要》选用的版本是经过清代学者校勘、考证过的印本。《四部备要》在编印之初就请宿儒悉心校对多至10余次，对原书中的讹误之处进行处理，出版后又多次勘误。到1934年重印时，中华书局在《申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称如果能在《四部备要》中发现一个错字就能获得10银元的酬金，这件事被传为业界美谈。全程质量把关是中华书局实行精品管理、打造精品图书的要诀。
2.生产经营的多元化管理
中华书局的主营业务是图书出版，在主营业务之外又兼做其他经营，主要有大力发展印刷业务、发行期刊、经营文具仪器、开办教育培训机构等。这些副业不仅为中华书局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中华书局的多元化经营势必要求生产管理上的多元化，中华书局生产经营的多元化管理基于这样的经营理念：书业为主，印刷为辅，多业为补。
中华书局首先是一家以知识生产和传播为己任的文化企业，这也是其文化使命之所在。因此，书业是书局产品生产经营的重心。中华书局长期稳居民国出版业第二的位置，在图书出版的品种和质量上也无愧于这个位置。1912—1949年的38年中，中华书局共计出版图书5908种，约占民国出版物总数的14%。
印刷业是中华书局一大经济支柱。中华书局的印刷业务营业额在总营业额中占据着很大的比例，1936年以前所占的比例大概在20%～30%之间，“1936年5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6年间，共计承印钞券21批，营业额累积达2800余万元，平均每年营业额达470余万元，约占中华书局营业额的45%”［9］，这一比例远高于同时期商务印书馆的937%。印刷业虽然是中华书局的经济支柱，但其定位仍然是辅业，原因就在于中华书局是提供内容的文化企业。
发行期刊、经营文具仪器、开办教育机构等是作为中华书局的补充业务而存在的，这些副业不仅带来了经济利润，更重要的是扩大了中华书局在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影响力，实现了中华书局的品牌增值。
四、发行渠道管理
今天的出版界有“渠道为王”的说法。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出版界对此体会得就较为深刻，在实践中也摸索出了一些成功的路子。中华书局的主要创办人都是从商务印书馆中脱离出来的，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渠道在业界做得很成功，主要包括创办分支馆、组建现批处、设立特约经销处和经销店。中华书局在发行渠道管理上借鉴了商务印书馆的做法，同时又根据自身情况有所改进。
1.创办分支局
中华书局趁商务印书馆误判形势之机，靠着《中华教科书》系列迅速夺走了原本属于商务印书馆的部分教科书市场份额，从而站稳了脚跟，开始与商务印书馆分庭抗礼。中华书局能够迅速打开市场与广设分支局是分不开的，当时在北京、天津、奉天、南昌、汉口、广州、杭州、南京、温州设立了9处分支局。限于人力和财力，又为了快速打开局面，在设立分支局时曾广泛采取与当地士绅合资开办分支局的方式，如初期的9处分支局中南京、奉天、北京、天津、杭州5处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办的。后来中华书局实力壮大了，合办书局也就陆续收回自办了。到解放前，中华书局在全国各地所设立的分支局已达40余处，其中只有济南教育图书社和青岛分局仍是合资设立的。
中华书局对分局的监督管理颇为严格，印有两本《办事通则》，为管理分局的规章制度；将全国的分局分为若干区，每个区设一名监理人，以便就近监督分局；将对分局的视察作为一项常规工作，1936年6月专门制定了《视察分局简章》14条并通告施行。分局的主要任务就是推销本局出版图书，推销的手段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依靠当地旧书店代为推销，这需要给回扣；二是依靠当地中小学校长，校长手中握有一定的教育资源，对教材的选用有决定权；三是依靠当地乡绅，请他们向中小学施加影响。中华书局选择分局经理有一套严格的标准：“（一）品德较优，（二）文化水平较高，（三）是本业的同行，（四）要懂一点经济”［10］。总店、分局、印刷所是中华书局利润的三大来源，其中尤以分局为大，1921—1935年间，分支局对利润的平均贡献率为35.61%。分局的重要性对中华书局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在分局经理的选择上也就慎之又慎。
2.设立特约经销处
中华书局创立后的头几年，业务呈井喷式发展，为了铺设遍及全国的发行网络，除了建立分支局外，设立特约经销处也是一种有效的形式。全国有不少城市都设立了特约经销处，经销处有的是独立招牌，有的则挂“中华书局x记”，称“挂牌分局”，如扬州的“中华书局峻记”。这些特约经销处由于地处中小城市，市场份额有限，所以既做零售也做批发，有效填补了分布于大城市的分支局发行网络的遗漏之处。
3.添设通信贩卖部
通信贩卖部是通过邮政系统来满足顾客对图书、文具、仪器等需求的零售发行机构。1917年，中华书局在《申报》上刊登了相关广告［11］：
本局现为方便内地顾客起见，特设通信贩卖部于上海总店，不独本局出版之件可以函购，即上海各种物品亦可代买，办法如下：
贩卖品：（甲）本局出版书籍、仪器、文具、笔墨、信笺、信封、名人对联、画屏、折扇及欧美原版书籍……（乙）上海书肆出版图书；（丙）各药房药品及一切饮食衣着品……
通信贩卖部做的是零售，既销售本版图书也销售非本版图书，同时还兼售其他学习或生活用品。这种零售形式的发行渠道是对书局批发渠道的一种有益补充。今天的出版企业除了批发业务之外，也通过邮局做零售服务，零售并非出版企业的主要发行方式，但仍然要做，原因就在于零售服务能够满足顾客的个体消费需求，体现出一种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意识，对出版企业树立良好的公共形象有积极作用。
五、危机管理
危机管理是指组织机构在正常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针对可能面临或正在面临的危机，为了预防和消除系统内的不平衡状态所进行的一系列管理活动的总称，目的在于消除或降低危机，乃至变危险为机会。［12］危机管理作为一种理论出现于1960年代，但是有关危机管理的实践要远远早于其理论。中华书局浮沉民国书海38年，经历了许多波折，主要有：1917年“民六危机”；1916年与商务印书馆争夺《饮冰室合集》版权；1919年商务印书馆控告中华书局“毁誉”案；1927年中华书局发生工潮；1934年《闲话扬州人》被控案。中华书局最终都妥善处理了这些危机，化险为夷，其危机管理实践对今天的出版界是有参考价值的，主要经验有以下3点。(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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