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空间视野下的公园。我们可以排列出公园空间属性的如下序列：空间城市空间（对应的是乡村空间）城市公共空间（还有城市社会空间、城市物质空间、城市经济空间等等）城市公园（还有街道、广� ⑹谐 ⑾吩骸⒉韫
其一，空间视野下的公园。我们可以排列出公园空间属性的如下序列：空间——城市空间（对应的是乡村空间）——城市公共空间（还有城市社会空间、城市物质空间、城市经济空间等等）——城市公园（还有街道、广场、市场、戏院、茶馆等等）。上述序列可以触发我们许多研究的灵感。比如，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城市空间的一种类型，使得我们可以探讨城市公园的布局与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关系。又如，城市公园并非唯一的一种城市公共空间。以比较史学的方法，对不同城市公共空间加以比较研究，是一个极富挑战性，也极富学术价值的命题。就拿公园与茶馆的比较研究来说。茶馆是一种传统的公共空间，公园则是一种新型的公共空间。然而，近十余年来几乎与公园研究齐头并进的茶馆研究表明，两者在超越休闲娱乐这一预设的原始功能，演化为集多元化功能为一体的公共活动场所方面，具有诸多的类似之处。同时，两者在空间特征、规模，运作方式和制度设计，以及在民众观念中的映象等等诸多方面又有不少差异（注：关于茶馆的研究，可参阅倪群《近代上海的茶馆》，《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王笛《街头文化：晚清成都公共空间与城市平民》（Street Culture: Public Space and Urban Commoners in Late Qing Chengdu），《现代中国》（Modern China）1988年第1期（Vol.24 No.1, January 1998, pp.34-72）；《二十世纪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成都为例》，《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刘风云《清代的茶馆及其社会化的空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牛力《试论近代中国茶馆的社会功能》，《东方论坛》2002年第3期；潮龙起《近代帮会的茶馆与茶文化》，《历史学研究》2003年第3期。）。更为有趣的是，在近代许多城市公园里，均开设茶馆。这一新旧两种公共空间混合的局面，发人深思。
其二，对人的关注与公园研究。时常听到有人批评我们的史学研究忽视了历史的主体——人！城市公园作为城市公共空间，是提供民众进行各种活动的公共场所，本应是最富有人的色彩的领域。在这里，不同年龄、性别、阶层、职业的民众，或欣赏景观，或锻炼身体，或参加集会，或饮茶闲谈，构成各色各样的画面，充满人气。对此，熊月之笔下的张园，就有栩栩如生的描述（注：参见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但至今仍有两类与公园建设密切相关的人物——公园建设的倡议者和设计者，尚未受到研究者应有的关注。由此推而广之，我们应当有思想史视野下的公园研究。即应当探讨从晚清到民国，各种社会群体及其代表人物如何看待公园。我们姑且称其为“民众的公园观”。空间是最富于意识形态色彩的。民众公园观的研究不仅是研究近代跨文化移植的西方公园文化本土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参照体系，而且是我们认知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变迁的一面有效的镜子。若将民众公园观与政府的公园观，或西人公园观对照，我们或许还会有意外的收获。
其三，公园与城市生态环境的变迁。城市公园素有“城市肺腑”之美誉。这无疑表明城市公园对城市生态环境影响甚大。欧洲公园建设运动的元动力就在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近代中国公园建设运动的兴起，其最初，也是最主要的动因，同样出自于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尽管近代中国城市公园具有多元化的功能，但我们在关注公园的其它功能时——至今最受关注的当属社会与政治功能——不应当忽视其保护城市生态环境，维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功能。故此，我们应当有生态环境史视野下的公园研究：探讨城市公园建设与城市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广义的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前者与城市空气的净化相联系；后者则与健康的休闲娱乐生活相联系。两者都指向市民的身心健康。
其四，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就城市公园的个体研究而言，与近代中国兴建的数百个城市公园相比，学术界已有的研究仅涉及其中甚少之一部分。我们需要有更多高质量的个体公园研究。城市公园群体研究包括区域群体研究和类型群体研究。前者如对成都公园、广州公园的研究；后者如对租界公园、中山公园的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亦可看到综合两者的区域性类型群体的研究，如熊月之对上海私园公用的研究。无论何种群体研究，目前都面临进一步开拓的局面。比如前文提及的对近代城市私园开放的研究，至今除熊月之对上海的深入研究外，其它城市尚未见有专文问世。私园开放是近代中国园林转型的重要标志，其文化内涵与社会意义均有待更多的认知。又比如对于租界公园的研究，除了前文提及的陈蕴茜从空间殖民主义所作的考察和杨乐等人的《浅析中国近代租界花园：以津、沪两地为例》（注：杨乐等：《浅析中国近代租界花园：以津、沪两地为例》，《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一文外，至今未见对租界公园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再如前文提及的，发生于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公园建设运动，至今亦未见专文研究。
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两者不存在孰优孰劣之分。我们既反对没有实证依据的空洞理论，也反对没有理论支撑的白描实证。事实上，一篇上乘的学术论文，总是实证与理论的完满结合，就如前文讨论的几篇佳作所显示的。但就至今为止城市公园研究的状况观之——整体城市空间研究亦作如是观——理论探索方面似乎稍显薄弱。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曾指出：20世纪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在其中，我们关于世界的经验，比较不是随时间展开的长远生命，而是一种连接各点，并且与自身的经纬相互交错的网络”（注：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载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陈志梧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因此，我们需要更多、更深刻的，来自历史经验的思考。为此，我们不仅需要有大胆探索的勇气和胆识，还需要积极汲取来自社会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和城市生态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素养。唯此，我们能寄希望于未来的突破性研究。
（责任编辑：陈炜祺）
A Multianalysis on the Space of City in Modern China：Focus on Park of City
Dai Yifeng
Abstract: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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