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哈贝马斯的原意，公共领域对其功能的自身理解具体表现为公共舆论领域；公共舆论指的是有判断能力的公众从事的批判活动；公共领域的主体是作为公众舆论之中坚力量的公众（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按照哈贝马斯的原意，公共领域对其功能的自身理解具体表现为公共舆论领域；公共舆论指的是有判断能力的公众从事的批判活动；公共领域的主体是作为公众舆论之中坚力量的公众（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转引自曹卫东选译《哈贝马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68页。)。据此，当我们将近代城市公园这样一种新型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理论相勾连时（注：近年来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混淆“公共领域”与“公共空间”这两个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值得注意。），我们必须注意到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城市公园是否能按史明正所称成为公共领域的空间和物理形态，取决于城市公园是否成为公众表达公共舆论、批判公众事务的场所。我们不能不加区分地把发生于公园内的一切政治性活动均视为公共舆论的表达，更毋庸说不能把一些社团利用公园场地开展的讨论团体内部事务的活动视为公共舆论。对此还是需要有更详细、深入的探索。第二，如若近代城市公园曾经成为公众表达公共舆论的空间，那么当我们横向比较公园在其发源地欧洲的情况，纵向比较公园在当今中国的情况，我们似乎可以引出如下的结论：城市公园，由此推及城市公共空间，是否能成为公众表达公共舆论的空间，取决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而不是取决于它自身。因此，我们对近代城市公园演化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应当有更充分的认知。
二、私园开放：对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的关注
1996年，熊月之发表了《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一文。这是笔者所见到的国内学者最早以公共空间视角讨论近代城市公园的力作。张园系晚清上海私家花园开辟为公众活动场所的一个典型案例。作者以翔实的史料、开阔的视野、细腻的笔触，描述了张园从一个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转型的轨迹，以及作为一个集花园、茶馆、饭店、书场、剧院、会堂、照相馆、展览馆、体育场、游乐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公共活动场所，转型后的张园所展示的种种带有浓厚时代特征的公共活动场景，尤其是凸显其社会政治功能的上海各界集会与演说；探析了促成张园私园公用转型的时代背景和地方性社会特征，以张园转型为代表的这一城市空间的本质性变迁带来的社会影响与效应，以及转型后张园这类新型城市公共空间所蕴涵的独特的社会文化信息。一篇论文自然不可能触及近代新型城市公共空间的所有内容。但熊月之的力作却已经为近代城市公园以及城市公共空间的进一步深入探讨和考量，提供了一些基本的重要平台（注：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
作为近代城市新型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最先是以私园公用的形态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已有的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城市公园的开辟大致可分为三种途径和类型：即（1）由租界工部局（或公董局）主持兴建的租界公园；（2）私家园林的开放；（3）由地方当局主持，或地方精英集资兴建的公园。这三者构成近代城市公园萌生、发育和成长的三个基本阶段，虽然其间也有部分的交叉和重叠（注：李德英最先尝试对中国近代城市公园的类型和演化历程作出划分（参见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城市史研究》第19－20辑）。但其中可商榷之处有三：第一，在李德英划分的三类城市公园中，将皇家园林的开放与私家园林的开放并列为第二类，似乎不妥。理由是，一者民国以后将原皇家园林以及祭坛等改造为公园系民国政府所为，应列入第三类，作为其属下的一小类；清末唯一由清政府自行开放的“万牲园”系一动物园，与公园尚有区别。既便视同公园，亦可归入私园开放，因皇家就是最大的私家。第二，第三类公园不仅有政府主持兴建的（占大多数），尚有地方精英自行集资兴建的，与政府无涉。第三，应考虑三种类型演化的时间，及其所代表的三个发展阶段的交叉性。如私园开放并非止于清朝灭亡，第三类亦不应始于民国。）。
我国第一座城市公园为上海租界的外滩公园。它系公共租界工部局于1866年利用洋泾浜中挖起的泥土填平沙滩建造而成。于1868年8月8日正式开放。英文名称为“Public Garden”（注：李德英称英文原名为Public Park（参见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何者为确，待查。）。其后，在天津英租界，1887年6月21日，即英皇诞辰50周年之日，有维多利亚花园（又称“英国花园”）正式开放，是为天津的第一座公园（注：杨乐等：《浅析中国近代租界花园：以津、沪两地为例》，《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卷第1期（2003年3月）。）。 此后，在清末和民国的数十年间，仅在上海、天津和青岛等大城市，就有三十余座租界公园开辟，从而构成近代中国城市公园的租界公园系列（注：陈蕴茜：《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5期。）。由此观之，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公共空间，近代城市公园实为西方公园文化跨文化移植的产物，为近代西学东渐之一部分。这为研究者留下了广阔的讨论空间，容后详述。
在第一座城市公园在上海外滩兴建10余年后，即19世纪80年代后，同样是在上海，徐园、张园、愚园、西园等一批私家园林相继向公众开放，成为城市公园，或类公园的公共空间（注：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民国以降，江苏省内亦有无锡梅园、南通啬园等一批私家园林向民众开放（注：胡其舫：《江苏近代公园概貌及其意义和影响》，《中国园林》1999年第6期。）。由此构成中国近代城市公园的一个特殊系列——私园公用系列。
园林的营造，中国古已有之，且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然而，在近代城市公园出现之前，这些园林或为官家所据，或为私家独享。尽管部分私家园林在一年的个别特定日子会向特定的外人群体开放，但并非向公众开放的公共空间。始自晚清上海的私园开放公用，其主要动因之一显然来自租界公园兴建的示范与刺激（注：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而另一方面，私园公用又为始自20世纪初，由地方当局主导的公园建设运动提供了一种示范与刺激。在此意义上，有学者称其为近代城市公园的过渡形态（注：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城市史研究》第19－20辑。）。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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