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社会史研究而言，社会冲突并非新鲜的议题。但是，当作者将社会冲突的场域置于城市新型公共空间城市公园时，她显然提出了一个此前研究城市公园的文章尚未给予关注的命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命题的提出，提
就社会史研究而言，社会冲突并非新鲜的议题。但是，当作者将社会冲突的场域置于城市新型公共空间——城市公园时，她显然提出了一个此前研究城市公园的文章尚未给予关注的命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命题的提出，提示我们应当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复杂性作更细致深入的考量。
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都必然产生社会冲突，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使得社会各色群体都可以随意进入，因此潜藏着更多社会冲突的可能性。李德英的文章考察了城市公园里的两类社会冲突：政府管理和平民生计的冲突；以公园为舞台的社会冲突。就公园而言，这两类社会冲突有着不同的含义：前者是一种内生性的社会冲突，因为冲突起因于公园自身的问题；后者则是一种外生性的社会冲突，因为引发冲突的原因在公园外部，公园只是表现这种冲突的场所（注：一个有趣的对比是，王笛也关注成都街头这一城市公共空间发生的种种冲突。其视野更为开阔，值得借鉴。参见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从时间上看，陈蕴茜是较晚关注城市公园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位研究者。但她出手不凡，接连发表了三篇较有分量的文章。2005年，她发表了《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注：陈蕴茜：《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一文，把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这一贯穿近代中国发展的主旋律之一，置放于跨文化移植的新型城市公共空间——公园内的大众日常生活场域，构成一幅极其独特、耐人寻味的历史画面。
陈蕴茜首先运用空间殖民主义理论，从租界公园的空间构成、布局，园内建筑体的样式、风格和命名，及其显示的象征意义，揭示租界公园的文化殖民主义色彩。进而阐述了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为殖民主义者歧视华人象征符号的中国民众集体记忆形成的历史语境及其影响，即民族主义意识的燃点和喷发。作为其结果，便是民国时期兴建的城市公园，成为“传输民族主义精神的政治空间，在日常生活中引导着人们的观念，塑造着新型国民”，借以对抗殖民主义透过空间表达的文化霸权。这种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透过公园这一城市公共空间表达的张力，在陈蕴茜的笔下可以说已表达得淋漓尽致。
如前所述，近代中国的城市公园最先出现在上海租界，是西方公园文化跨文化移植的产物。这一跨文化移植的供给方为在华殖民主义者，因此不可避免地给租界公园这一新型城市公共空间涂染上殖民主义色彩。揭示近代中国城市租界公园的这一殖民主义空间色彩，有助于我们对租界公园的深入认知。不过，我们仍然应当清楚认识到，这仅仅是租界公园的一面。近代租界公园对近代中国城市新型公共空间形成的开创和示范作用，以及在中西文化传播、交流中的桥梁作用，都是应当给以关注和积极评价的。或许，借助于“空间殖民主义”和“中西文化交流”两种视角，我们可以更全面、完整地认知近代中国的租界公园。
沿着“空间是权利运作的基础”这一福柯具有后现代主义批判色彩的思辨路径，陈蕴茜于2006年发表了《空间重组与孙中山崇拜：以民国时期中山公园为中心的考察》一文。这是一篇视角独特的力作，也是前述《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一文的姊妹篇（注：事实上，陈蕴茜在该文第三节的最后一部分，已经对近代中国公园建设运动中的中山公园现象做了简要论述。参见陈蕴茜《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作者凭借丰富的史料、扎实的理论和敏锐的观察，对民国时期公园建设运动中的中山公园现象做了丝丝入扣的解读，从空间与象征的维度，深入剖析了中山公园如何成为国民政府推行孙中山崇拜空间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成为新兴民族国家透过空间重组对民众进行控制影响的重要权力场域，以及这一权力渗透场域对民众日常生活、社会记忆的影响。其论证逻辑条理清晰，富有说服力（注：陈蕴茜：《空间重组与孙中山崇拜：以民国时期中山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6年第1期。）。
确如陈蕴茜文中所言：至今尚无学者对全国中山公园建设运动作全面研究。而陈蕴茜的文章限于篇幅，自然也无从容纳这一足以建构一部专著的丰富内容。就此，笔者提出两个由该文触发的问题。
第一，从作者广泛收集史料提供的“全国中山公园表（1925－1949）”观之，中山公园确实在许多地区广为兴建（包括更名而成）。但其地域分布却显现出一个突出的特点：南多北少，差异甚大。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或许在对这一突出现象的解读中，我们会对民国时期的中山公园建设运动，进而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区域性特征，获取更多的认知。
第二，据作者的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全国各地至少有267个中山公园，其数量颇大。但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尚有数量更为庞大的其它公园（暂且不计租界公园）。虽然手头没有全国的统计数据，但我们可以从一些城市的统计数据加以推论。据陈晶晶对1934年广州公园的统计，其时该市除中山公园外，尚有8个其它公园（注：参见陈晶晶《近代广州城市活动的公共场所——公园》，《中山大学学报论丛》（社科版）2000年第3期。）。另据李德英对20世纪30年代成都公园的统计，其时除中山公园外，尚有6个其它公园（注：参见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城市史研究》第19－20辑。）。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其一，中山公园与同地其它公园关系如何？其结果和影响如何？其二，政府的权力是否（或如何）向其它公园渗透？其运作形式与中山公园有何异同？后面一个问题在部分文章对公园教化功能的论述中已有所触及。但从民族国家建构和权力渗透公共空间的角度入手，似乎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四、今后的发展空间：广度与深度，实证与理论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学术界在近代中国城市公园的研究上已经取得可喜成果，但有待进一步开拓的研究空间依然甚大：不仅其广度有待进一步拓展，其深度也有待进一步开掘。对此，除了上文随论述的展开中已经提及的建议外，笔者还有如下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愿将其置放于学术公共空间，与各位同仁共同探讨。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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