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即距第一个城市公园兴建30余年，第一个上海私园向公众开放20余年，兴建公园开始为地方官绅和官府所关注（注：对此，闵杰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有较详细
20世纪初，即距第一个城市公园兴建30余年，第一个上海私园向公众开放20余年，兴建公园开始为地方官绅和官府所关注（注：对此，闵杰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有较详细叙述（第532－533页），可参阅。）。近代中国的公园建设运动就此起步。进入民国后，地方当局相继将兴建城市公园纳入市政建设规划，公园建设在全国渐次铺开，并在20世纪20－30年代形成高潮。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公园的迅速发展，意味着城市公共空间的急遽扩展。由此为我们留下许许多多值得深入探寻的学术空间。前述史明正对这一时期北京的公园建设的研究，即为生动的案例。
三、研究的拓展：对城市公园的多种解读
史明正和熊月之对近代城市公园这一新型公共空间的探讨，似乎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关注和迅速回应。1998年，两位开拓者又分别在中美两地发表文章：即史明正的《从皇家花园到大众公园：20世纪早期北京城市空间的变迁》和熊月之的《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注：史明正：《从皇家花园到大众公园：20世纪初期北京城市空间的变迁》 （From Imperial Gardens to Public Parks: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现代中国》（Modern China）1988年第3期（Vol.24 No.3, Jul 1998, pp.219-254）；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形成唱和之势。
熊月之的续文，正如其文章题目所提示的，从两年前对一个公共空间的探讨扩展到对一批，也是同一类型公共空间的探讨，由此揭示晚清上海新型公共空间的拓展。作者力图向我们展示晚清上海私园开放所呈现的更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但纵览全文，张园依然为其首要；对其它私园开放情况的描述则略显粗放。不过，文章的点睛之处在于以“中西文化的并存与混合”为标题的第3节。在这里，作者集中讨论他在《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一文中已经提出的若干重要思考命题，意在揭示晚清上海私园开放这一新型公共空间背后潜藏的社会实在和文化内涵。
晚清上海的私园开放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来自租界公园兴建的示范与刺激（注：参见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但由此产生的公共空间只具有物理空间的意义。这一公共空间能演化成集休闲活动空间、社会活动空间和政治活动空间于一体，是与晚清上海华洋社会空间分异、并存的社会空间结构特征息息相关的。这种特殊的社会空间结构，使得“租界缝隙效应”得于形成，使得并存的中西两种公共活动空间、两种文化得于交染、混合（注：参见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因此，用熊月之的话来说：“张园这类私园公用情况的出现，是中西两种公共活动空间形式的混合产物，也是两种文化并存的产物”（注：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
史明正的文章则在上述《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迁》一书第四章的基础上，对20世纪早期北京皇家园林（包括祭祀场所）被改造、开放为城市公共空间——公园的经历和影响，作更为深入细致的考察。作者再次表达他的研究意图：介入学术界关于公共领域以及国家－社会关系问题的讨论。依照作者自己的说法，文章从两个重要方面提出对公共领域的不同解读：一是剖析作为公共领域空间和物理形态的公共空间（即公园），一是考量政府与地方精英在北京公园建设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并由此得出与前文所述相似的结论，只是在概念的表达上更为谨慎（注：史明正：《从皇家花园到大众公园：20世纪初期北京城市空间的变迁》 （From Imperial Gardens to Public Parks: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ijing），《现代中国》（Modern China）1988年第3期（Vol.24 No.3, Jul 1998, pp.219-254）。特别关注其引言和结论。）。
显而易见，虽然史明正和熊月之的文章在考察对象和内容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前者以20世纪初北京皇家园林被改造、开放为公共空间（大众公园）为个案，后者以晚清上海私家园林的开放为公共空间（公用私园）为个案；两者都关注近代城市公园这种新型公共空间形成的过程、促成的因素及其具有的多重功能，尤其是政治功能。但是，两者关注的重点、运用的话语，以及蕴涵的问题意识，显然不同，形成鲜明对比。
就近代城市公共空间，尤其是城市公园的研究而言，1998年似乎是一个时间界标。此后，相关的文章逐渐增多，研究者的队伍也逐渐扩大。研究者视野中的近代城市公园，不仅地域上从上海、北京两地扩展到成都、广州、厦门以及江苏省等地，时间上从晚清民初扩展到民国中后期，而且在类别上，也覆盖了近代城市公园的几乎所有类型（注：除下文所涉及的文章外，1998年以后发表的相关文章尚有：赵可：《少城公园的辟设与近代成都》，《成都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胡其舫：《江苏近代公园概貌及其意义和影响》，《中国园林》1999年第6期；陈晶晶：《近代广州城市活动的公共场所——公园》，《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0年第3期；杨乐等：《浅析中国近代租界花园：以津、沪两地为例》，《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卷第1期（2003年3月）；陈蕴茜：《论清末民国旅游娱乐空间的变化：以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4年第5期；戴海斌：《中央公园与民初北京社会》，《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刘庭风：《民国园林特征》，《建筑》2005年第2期；胡冬香：《浅析中国近代园林的公园转型》，《商场现代化》2006年1月（上旬刊）；周晓东：《略论中国近代公园的政治功用》，《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等。）。这大大丰富了我们对近代城市公园的认知。其中部分研究者的探索，特别值得关注，因为他们提供了考察近代城市公园的新视角，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2000年，李德英发表了《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注：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城市史研究》第19－20辑。）一文，开始显露她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关注与兴趣。文中对公园涵义的诠释、对近代城市公园发展阶段和公园类型的划分，尽管还比较粗略，且有值得商榷之处（注：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但已显示出作者在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之前较充分的知识准备。文中以成都公园为例所阐述的城市公园对城市社会生活的影响，初显作者占有地方性史料资源的优势，预示着作者在这方面可能会有新的研究成果。时隔三年，我们终于读到她的新作——《公园里的社会冲突：以近代成都公园为例》（注：李德英：《公园里的社会冲突：以近代成都公园为例》，《史林》2003年第1期。）。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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