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即知识”，这是西方哲学自苏格拉底以来的基本信条之一。中国的情况则大不一样，智慧尤其是知识，并不能直接导致美德，而缺乏知识的人未必没有道德。西方哲学家主张智慧可以直接导向美德，中国的先贤们则强调要努力使仁智合一。从苏格拉底开始，西方哲人就强调用智慧来分辨美丑善恶，认为只有增长智慧的能力才能认识美德，同时只要增长智慧，似乎就可以成就美德。强调智慧的重要意义，这是西方哲人对于人类的奉献，他们有功于斯世，他们因此而应该受到人们的赞赏，他们享受哲学家的美誉可谓当之无愧。但是，中国的先贤们更加精细，他们对于增长智慧的强调，除了增长智慧以辨识美丑善恶以外，还强调将美德的培养与知识能力的增长区别开来，因为他们清晰地看到了知识水平或者思想的能力与美德的拥有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他们在强调知识的积累的同时，还要着重强调美德的培养。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有知识，有智慧，有思想或者思辨能力，不一定就能在分辨是非善恶的基础上“为善去恶”，也不能直接引导人朝向至善的方向努力。孔子因此忧虑并且感叹：“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公冶长》）道德的自我认知，自然须靠知识和智慧或者由此而锤炼出来的思想的能力，但是道德水平的提高，却不是知识和智慧所能直接带来的。它需要的是道德的自觉，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与人的知识和智慧既不能直接对等，也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以为单纯的通过知识的增加，智慧的增长和思想能力的提高就能直接导向道德水平的提升，对于中国哲人来讲，这样的想法太过于天真、幼稚了。知识、智慧和思想能力，一方面确实可以有助于明辨是非善恶，但那必须是对有内在成德愿望和道德自觉的人来说，才能有正面的意义。对于那些缺乏道德自觉，或者不具有成德愿望的人来说，往往还可以用知识、智慧和思想来文过饰非，闪避舆论的责罚而满足自己不德的贪欲。这种认识就是中国的智慧，或者更确切地说，这只不过是中国人关于道德的一般性智慧。而中国人的智慧绝不仅止于此。
智慧可以为人类指明方向，人类可以通过智慧而选择更加美好的生活。但这只是愿望，人类社会中的所有成员，并不都按照这样的路数来行事。德是体，智是用。“用者用其体，而即以此体为用也。”其实这也只是一端而已。胡五峰说：“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进修君子宜深别焉。”［5］（P329）智慧发生作用，还有顺人欲而行的另一路向，没有成德愿望，不考虑他人和全社会利益的自私自利者们，往往也会使用智慧来满足自己无限的贪欲，从而败坏知识的声誉、智慧的声誉，扰乱人心，构成道德进步的阻力。而且知识水平越高，思想能力越强，如果缺乏对道德的自我约束，对社会和民众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同时，有成德愿望，又有内在的道德觉悟，不即意味就能成就道德。成就道德或者促成道德的进步，还要具备道德进步的能力。这个能力需要培养，需要锤炼。这就是道德的功夫。有认识道德与否的能力，不即表明就有成就道德的能力。中国哲学有关道德功夫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哲学中是很难见到的。不要说宋明理学的“静默以观未发时气象”、“存天理去人欲”、“察识涵养”、“主一持敬”之类，就是孟子的“养气”、“知言”、“求放心”这些早期的修养功夫，西方人并不了解，也很难理解，更不要说实践这些功夫了。这也是中国哲学为有成德愿望的善士提供的有效成功途径。不做功夫，就培养不出真正成就道德的能力，就算能够识别善恶，面对善的彼岸，也只能望洋兴叹，而无法真正达到善。这一点是西方哲学家多半没有注意到的。他们过于相信理性或者思辨的作用，而忽视了道德实践的真实功夫，所以到了最后，连康德这样的道德哲学的大师都不得不唉声叹气地说：“人为什么是善的，这是理性所不能回答的问题。”其实问题还不止于此，“人怎样才能成为善的”，同样是理性的力量所不能单独解决的。西方人甚至现代的中国人，往往会把鹅湖之会上朱熹和陆象山的分歧简单地看成为学的方式和方法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双方在争论修养功夫的不同路数及其有效性的问题。“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讲的是直截了当的修养，而不致在兜圈圈的过程中遗失修养功夫的根本目的。而“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讲的是如果过于简单直接，很可能因为不能有效地继承古圣先贤们关于修养功夫的启迪，从而失去必要的借鉴而使修养的目的落空。这是异常庄严和异常重要的争论，将这样严重的话题简约为学习研究方法上的差别，这是对中国哲学的严重误解。“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这是讲修养功夫和修养过程，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单纯的“诠释”经典的方法原则和路向选取。陆象山不至于狂妄到四书五经都只能作为自己的解说词的程度。中国的这些圣经，都是为成德而设的，为成德而立说，苟能成德，六经自然也就可以成为注脚，设若不能成德，则永远都只能在也应当在六经面前匍匐、跪伏。“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不是要抛弃圣经，任自己妄为，而是不要把圣经仅仅当成教条来亦步亦趋，根据自身的不同于别人，包括古圣先贤在内的特点，结合自己的身亲感受，找准用力方向，选择有效的突破口，发挥自己践履道德的主观能动性作用，不要把经典当成束缚，而要将经典有效地转化为适合于自己的有效借鉴。只有这样，才能成就人生之善，从而成就人生本身，并由此完成天赋的道德使命，实现道德框架下的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
　　沃尔夫说，中国人是在善中感受幸福的。“他们快乐了，也让别人去享受同样的快乐，他们喜欢的东西，也让别人欢喜，如果别人愿意。他们不喜欢的东西，也不勉强别人去接受，如果别人不愿意。”（夏瑞春编、陈爱政译《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41页中的沃尔夫原文为“他们的快乐，别人应当享受，他们喜欢的东西，别人应当欢喜，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别人也应当去恨。”笔者认为，这显然是翻译错了，这样的翻译显然与沃尔夫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孔子的推崇不一致。而孔子的原意也不是这个样子，因此笔者在正文中改正了这段翻译。）这正是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忠恕之道的事实基础是将心比心，这是在长期观察、了解人类共同要求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陆象山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既可以作为忠恕之道的解说，也可以作为忠恕之道的理论前提。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